GFW BLOG（功夫网与翻墙）: Mar 3, 2010

Wednesday, March 3, 2010

和谐的中国，被禁播的电影 [1]

《清宫秘史》

编剧：姚克

导演：朱石麟

主演：舒适 - 光绪皇帝，周璇 - 珍妃，唐若青 - 西太后，洪波 - 李莲英

《清宫秘史》是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于1948年摄制的一部历史题材影片，影片完成之后，便在香港上映。1950年3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电影《清宫秘史》，以戊戌变法为主线，讲述了上自中日甲午战争，下止义和团运动。光绪帝立志维新变法，整顿朝政，抵御外侮，重振国威，却遭到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的竭力反对。眼看维新变法失败，光绪接连下两道密谕，令康有为等人应变。然而，慈禧得到袁世凯的禀告后，提前行动向维新派下毒手，并从光绪手中收回朝政，变法惨败。慈禧在次垂帘听政，光绪和珍妃被囚禁。接着，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京城临危，慈禧挟持光绪出逃，临行前逼迫珍妃跳井自尽。马车徐徐西去，光绪只剩下了流泪。《清宫秘史》以电影艺术形式，大致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历史实际，对维新派和支持变法运动的光绪给予了肯定和赞扬；对慈禧等封建顽固派给以鞭笞和揭露。

《海霞》

35岁以上的人对它都非常熟悉。《海霞》拍摄于“文革”后期，在那个百花凋零、“样板戏”一花独放的年代，《海霞》以其清新的艺术风格，在上映后引起了轰动，与同期的《创业》、《闪闪的红星》等影片一起被认为是“文革”后期为数不多的几部优秀影片。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影片，却在其创作及上映的过程中，遭到“四人帮”一伙的百般围剿与阻挠，几经封杀。

《儿子》

导演 : 张元

影片《儿子》张元请这一家人来自己演自己，请他们重覆过去的生活，酗酒和患有精神疾病的父亲似乎是导致整个家庭的主因，但深层的揭示更为这个家庭悲剧的社会缩影蒙上些许社会问题。这虽然有些象纪录片，但具备各种电影的因素。在无奈的挽救和破裂之中，在亲情和哀怨之间，在精神和现实世界，影片让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情感宿怨和恩情，在重复的演绎过程中瞬间完结了。人物不在是简单的重复过去的灰暗生活，而是反省和深思自己生活的悲剧根源。
1996年《儿子》获得鹿特丹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虎大奖与最佳评论奖。

《处女作》

导演 : 王光利

主演 : 叶友/娄明/何晓佩

它是一部关于“遗忘”和“留住”的电影，与1996年历时19天拍摄完成，参加了包括温哥华、鹿特丹、新加坡等多个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在国内艺术院校及民间艺术沙龙、酒吧中放映引起轰动和争论。美国著名的《综艺》杂志曾撰文评论该片：“从未学过电影的王光利的这部作品可以当作美国电影学校的教材。”王光利透露《处女作》有其个人自传的影子——在影片结尾处：从小喜欢电影却未受过专业培训的男主人公决定将自己的经历拍成一部电影留下来。

《北京杂种》

导演 : 张元

主演 : 崔健/李威/臧天朔/俞飞鸿/巫刚

《北京杂种》表达出一种强烈的悲凉感和残酷感，在现实与幻想的年轻北京人身上，流露出被社会排斥和混乱的人际关系的强烈孤独感。影片本身也因为线索众多，显得较为杂乱，与影片本身的内容形成一种风格上的统一。这些混乱和痛苦的青年人既不满的在社会附加在他们身上的"牢笼"里挣扎着，也承受着搀杂苦闷和希望的个人理想主义色彩，如同影片中摇滚乐歌手所言："唱了半天，还是唱不干净这城市的痛苦"，可是"痛苦越多，越是愿意想象那明天的幸福"。

《关连长》

导演：石挥

主演：石挥 - 关连长，俞仲英 - 文化教员，程之- 老董

1951年《关连长》上映后迅速被批判，没有再公开放映，也没有作为音像制品发行（文革后解禁，但是已经找不到完整的影响资料了）。《关连长》开始是被隔离，后来逐渐就被遗忘，之后的电影繁花似锦，黑白色的《关连长》，声音老化、胶片褪色的《关连长》，没有机会再散发光芒。　　

今天我们只有幸看到影片残存的几个片断，仍为石挥饰演的解放军连长深为折服。石挥艺术的研究者之一—北京电影学院舒晓鸣教授著文探讨这部电影，认为片中关连长对文化教员痛说家史的那段，足足说了十分钟，也只有石挥能让整整十分钟的台词生趣盎然。

石挥导演，解放前就是蜚声海内外的导演，他的《关连长》是禁播影片，他本人的自杀也是这部电影的直接后果。

《菊豆》

导演：杨凤良，张艺谋

编剧：刘恒

演员：巩俐，李保田，李纬

《菊豆》的的确确批评了中国旧有观念对妇女的精神摧残。
剧情介绍：杨天青的叔叔杨金山，是一个有生理缺陷的染房主，为了续香火，在他娶的两个女人被折腾死后，又花大价钱买了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菊豆。
菊豆白天在染房是杨金山的长工，晚上是杨金山发泄淫欲的工具。年近四十而尚未娶亲的杨天青，对因叔叔每夜滥施淫威而痛苦哀叫的菊豆产生了同情和异性的好奇，他时常偷看年轻的婶子洗澡。
天青慑于礼教，对叔叔的暴行不敢有所动作，只能强压下愤恨。乘杨金山外出，天青和菊豆情不自尽的拥抱在一起，二人方知人间的真情。不久，他们的爱情结晶天白出世了，杨金山不明真相，认为天白是自己的后代而欣喜若狂。
一天，杨金山突然中风而下身瘫痪，他终于知道了菊豆与天青的私情，想要报复，却力不从心。后来，在和天白玩耍时，不幸掉进染池淹死了，按家族的规矩，天青要搬出染房，他和菊豆只得偷偷到野外幽会。不久村里传出闲言碎语，被长大的天白听见，尽管知道了天青是自己的生父，他还是怀着敌视和仇恨将天青赶出了染房。
菊豆和天青在地窖里重温旧梦时，因缺少空气而室息，天白把昏迷的生父仍进了染池。绝望的菊豆一把火点着了染房，十多年的恩恩怨怨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风月》

导演：陈凯歌

编剧：陈凯歌，舒琪，王安忆

演员：张国荣，巩俐，何赛飞，林建华，张世

当年《风月》因种种原因未在内地上映，但其音像制品的发行还是在影迷中产生了很大反响。《风月》禁映的原因之一就是影片涉及情色镜头。

剧情介绍：忠良(张国荣饰)从小就父母双亡，投靠嫁入庞府的姐姐，由于不堪姐夫的欺辱，毒害姐夫后逃离庞镇，被上海帮大大收养沦为拆白党大大觊觎庞府财产，令忠良诱拐大小姐如意(巩俐饰)——庞家主事者。家中长老因歧视女性，特意过继远房亲戚端午(林健华饰)侍候如意。

忠良和如意相互爱慕，忠良不忍欺骗如意，强抑爱意，独自离开庞镇回到上海。大大刻意让如意亲眼目睹忠良在上海的勾当，如意不在意仍深爱忠良，忠良却自觉卑劣，不敢再爱。如意绝望，返回庞府嫁给景少爷(吴大维)，忠良深爱着如意，唯有毒害如意，永为己有。最后也被大大枪决，端午被扶为庞府主子。
父母双亡的青年郁忠良到苏州投靠嫁入显赫庞家的姐姐秀仪，庞家上下均吸食鸦片，忠良处处受到姐夫的挤兑和侮辱，一怒一下用鸦片毒废了姐夫，逃出了庞府。阴差阳错来到上海的忠良投入黑帮头目大大门下，成为利用色相勾引富家太太再向其勒索钱财的 “拆白党”。而庞府老爷死后，大小姐如意被立为主事，但因族中长老重男轻女思想非常严重，派与如意一直要好的远亲端午去服侍如意，并命端午从旁监视制约如意，但端午却对如意极为忠心。大大命忠良回到庞府引诱如意，从而骗取庞家财产。但忠良回到庞府后，却与如意真心相爱，他不忍心再继续欺骗如意，独自一人回到上海。如意又被大大的人接到了上海，并在大大的安排下看到忠良的 “拆白党”勾当，但如意仍深爱忠良。后如意回到庞府，决定嫁给幼时指婚的景家少爷，忠良心理非常矛盾，终于用鸦片毒废了如意，而自己则死于大大枪下。

《绿帽子》

导演：刘奋斗

主演：廖凡，郭涛，喜子，李梅

获奖情况：

纽约翠贝卡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

纽约翠贝卡电影节最佳摄制者新人奖

新加坡国际电影节银幕大奖入围

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参展影片

剧情介绍：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中年人和一年年轻人，在遇到情侣对自己不忠的时候，所面对的尴尬场景和积压自迥异的人生结局。

年轻人在准备远赴重洋与女友会面之前，与自己的同伙打劫了一家银行，登机前，他欣喜若狂之余给自己的女友打了个越洋电话，谁知却得到了女友已经另有人的消息。万念俱焚之际，他劫持了小卖部的女老板，并和警方对峙，刑警队长果断地替换了女老板作为人质。

这时候，年轻人却意外的问了刑警队长一个问题。谁知，这个问题恰恰点中了刑警队长的软肋。他的妻子因为丈夫性无能，已经给他戴上了一顶“绿帽子”。

《欲望桃花》(已被解禁)

导演：田壮壮

主演：陈道明，李琳

田壮壮又一部解禁大戏，中国最后一个太监的老婆红杏出墙，根据著名作家贾平凹《美穴地》改编。
一位风流倜傥玩世不恭的多情戏子；一个有着人面桃花脸，风情万种的女子，十年深闺仍是处女；一个心理变态，想要一张有着人面桃花脸的女子与其合葬的老太监。变态的爱欲与红杏出墙男欢女爱的偷情与刺激交织着，最后到底谁才是这个有着人面桃花脸的女人的拥有者？

《陈默和美婷》

导演：刘浩

主演：王凌波，杜华南，赵兴航，小妖

《陈默和美婷》简单利落地直捣一个罕见的感情世界，一个卖花男子，一个发廊少女，一个是对性的渴望，一个是对爱的憧憬，为了尝试从未有过的经历，他们开始了一个游戏。刘浩这部首作在2002年的柏林影展一鸣惊人，获首映导演奖特别表扬。

所获奖项：本片获第5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最佳电影大奖，第5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特别鼓励奖。

剧情介绍：陈默在北京的街头卖花，美婷在理发店给人家洗头。两个来自破碎家庭的年轻人走在一起，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建立一个他们从来没有尝过的快乐家庭。他们玩一个游戏：每逢星期一、三、五，陈默便饰演美婷的爸爸；而在星期二、四、六，美婷都扮做陈默的妈妈。在狭小的房间里，他们建造了一个完全完美的世界。但现实总有办法找梦者算帐。

《蔓延》

导演：何建军

主演：于博，胡晓光，王亚梅，娜仁其木梅

《蔓延》似乎涉及了我们当下中国所有可见的社会问题：盗版（知识产权），同性恋（边缘群体的社会地位），性工作者（开放年代的副产品），残障人士（社会关怀），下岗（社会底层的悲苦），性压抑（道德和肉身的交织），艾滋病（卖血和无辜受害者）。

获奖情况：入围第33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入围韩国全州国际电影节。

剧情介绍：梅小静是艺术院校的一名女教师，外表美丽冷淡的她对性有着独特的幻想。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碰到了供盗版碟的申明，申明是一名学业中途被开除的大学生，年轻俊朗的他挑拨着梅小静所有敏感的神经，她放弃了所有的克制压抑，释放了自己的强烈欲望。
申明还结识了一名喜欢看文艺影片的妓女，在妓女那，他获得了与梅小静截然不同的性体验，他周旋于这两个女子之间，直到一对下岗夫妇的出现打破了他的生活规律。下岗夫妇在进行一次抢劫时，碰到了几名身穿警服的年轻人在强奸一名女子，夫妇开枪打死了他们，而他们解救的就是那名妓女。

《烧烤》

编剧导演：耿军

2004年拍摄DV故事片《烧烤》，是抢劫、索财后杀人？还是发泄后放生？二个男人和三陪小姐之间发生的真实故事，反映当今现实社会中最底层，民众所呈现的道德焦虑和无助，无力及人性的显露。

获得奖项：

2004年入围法国南特电影节新电影单元

2004年参加南京独立影像年展

2004南京独立影像展

2005年平遥独立影展

2005 年入围荷兰鹿特丹电影节未来电影单元

2005年入围印度喀拉拉邦电影节
剧情介绍：快过春节了，在北京打工的王全，刘景镭没有挣到钱。于是王出主意找一个陪聊小姐勒索。陪聊小姐何丹丹在上门服务后遭到二人的绑架。经过几天的了解，没有媳妇的刘渐渐喜欢上了何，在得知王私吞了何家中寄出的500块钱后，一直被动的刘和王商量要放了何，二人为此争吵了起来，趁王不在时，刘与何逃走了。刘与何在饭馆吃饭，其间，何试探刘，得到的答案令她失望，二人回到住处何一念之下向刘实施了报复。

《革命到底》

红色主题电影《革命到底》，虽以革命作背景，以爱情为主题，却添加了大量“逃兵”戏份以及激情戏等，最终激怒了广电总局，认定其亵渎革命概念，破坏革命战士形象，于2007年9月将其封杀。

《天浴》

《天浴》是陈冲的第一部影片，一出就被禁播，可却让李小璐成了金马奖的影后。
《天浴》被禁播就因为此片讲的是中国曾经倒退和扭曲的历史。
获得奖项：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音乐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原创歌曲

《十三棵泡桐》

《十三棵泡桐》根据何大草创作的小说《刀子和刀子》改编而成，该小说是何大草所著的“残酷青春系列”作品中最被年轻读者推崇的一部。故事描写小镇女孩何凤与几个男孩子之间难以言述的情感，和发生在她18岁夏天的一段青春故事。《十三棵泡桐》是描写现代的一群中学生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影片对于校园及青少年的关注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由于涉及校园暴力及早恋等校园问题原本要公映却被电影局紧急叫停。

《男男女女》

《男男女女》讲的是两个男生暖冬和小博（于博饰）由外省来北京打工，遭遇了三种色彩纷异的故事。获得第52届瑞士洛加诺国际电影节费比锡国际影评人大奖。

《男男女女》是个独立电影，导演刘冰鉴曾经因为拍摄同性恋电影而面临被禁拍片8年的惩罚。

《自梳》

导演：张之亮

主演：杨采妮，刘嘉玲

《自梳》(又名<待嫁女>)所说的是一段两位女性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照顾的感人故事。是97年的金紫荆奖获奖影片，由于是同性恋题材，一直未在大陆公映过。

《原野》

1981年，导演凌子，刘晓庆和杨在葆主演。最初传闻因有刘晓庆的裸体镜头被封杀。后有关资料解释说：送审看片会后，一位德高望重的官员说了一句：“这部影片要表现什么？我看就是男盗女娼。”言罢拂袖而去。就为这一句话的“定性”，《原野》被尘封多年。事实上，当时许多人不服这个禁令，我在1985年就看过了。1988年解禁后赞誉鹊起，该片当年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和最佳女主角奖。

孙立平：中国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来源：博讯新闻网
信息：曾在Qzone 被删除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博讯 boxun.com)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 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 “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 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见http://www.blogchina.com /20090210664016.html）。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 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

真理部清剿《全国13家报纸发表共同社论敦促加速户籍改革》成果展

来源：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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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13家报纸发表共同社论敦促加速户籍改革新浪 2010-3-1 07:11
• 提请两会代表委员敦促加速户籍改革经济观察网 2010-3-1 08:21
• 全国13家报纸发表共同社论敦促加速户籍改革凤凰网 2010-3-1 09:33
• 内地13家报纸发表共同社论提请两会敦促加速户籍改革凤凰网 2010-3-1 10:10
• 全国13家报纸发表共同社论敦促加速户籍改革搜狐 2010-3-1 11:33
• 经济观察报社论:敦促有关部门加速户籍改革新浪 2010-3-1 12:18
• 全国13家媒体发表共同社论敦促加速户籍改革中华网 2010-3-1 12:51
• 全国13家报纸发表共同社论敦促加速户籍改革 QQ 2010-3-1 13:14
• 全国13家报纸发表共同社论敦促加速户籍改革新华网 2010-3-1 13:13
• 全国13家报纸发表共同社论敦促加速户籍改革光明日报 2010-3-1 15:56

• 全国13家报纸发表共同社论敦促加速户籍改革人民网 2010-3-1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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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改革户籍制度的社论一夜失踪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

中国13家媒体周一时罕见地共同呼吁改革中国的户籍制度；而这篇社论似乎触动了敏感的神经。

这13家媒体将该社论发表在了报纸及其官网之上，它很快就流传开去，门户网站争相转载（中国媒体在转载其他媒体消息方面比较自由）。然而，到了周二，这篇社论在许多网站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尽管还有些许“幸存者”。

执笔写就该社论并说服其他12家媒体加入这一阵营的《经济观察报》还曾为户籍改革问题制作了专门的页面，但该网页也没有了。一位在该报供职的编辑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并拒绝进一步讨论该社论。

不过，全国人大会开幕在即，现在人们正好可以藉此机会发表大胆社论并大声疾呼，要求针对从警察暴力执法、到乙肝免疫球蛋白短缺、再到开征物业税的必要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改革。

国家领导人的亲属简历（国家一级机密）

来源：海外华人之家
信息：曾在天涯、豆瓣、新浪博客、搜狐博客、百度空间、校内、Qzone 等地被删除

习近平――国家副主席（副总理习仲勋之子）

贺国强――中央纪委书记（毛泽东之妻贺子珍侄子）

周永康――中央政法委书记（江泽民外甥女婿）

李长春――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副主席李德生之子)

王岐山――副总理（副总理姚依林女婿）

回良玉――副总理（江泽民儿女亲家）

李源潮――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成之子）

戴秉国――国务委员（文化部部长黄镇女婿）

刘延东――国务委员（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刘瑞龙之女)

俞正声――上海市委书记（一机部长黄敬之子；母亲是北京市副市长）

薄熙来――重庆是市委书记（副总理薄一波之子）

谷开来——北京开来律师所所长（薄熙来之妻，原总政治部副主任谷景生将军之女）

薄熙成——北京六合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前副总理薄一波之子）

薄熙永——（化名李学明）现任中国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薄一波长子）

郑耀文——原驻丹麦大使、工商联副主席（薄一波女婿）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机械工业部、建设部部长周建南之子）

温云松――北京优创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温家宝之子）

徐明 ――大连实德集团总裁（温家宝女婿）

江泽慧――政协人资环委副主任（江泽民之妹）

江绵恒――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泽民长子）

江绵康――城市发展信息中心主任江绵康（江泽民幼子）

李小鹏――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亚洲电王（李鹏之子）

李小勇——原武警安亚技术开发公司董事长，现移居新加坡（李鹏次子，叶挺孙女婿；妻：叶小燕）

李小琳――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李鹏之女）

朱云来――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董事（朱容基之子）

刘永清——原共青团所属中青旅担任副总，现供职北京市政建委（原新华日报副社长，光明日报总编常芝青外甥女。胡锦涛夫人）

胡海峰——中国清华同方威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届EMBA (胡锦涛主席的儿子)

胡海清——清华大学本科，上海中国欧洲国际商业学院MBA，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才女，胡海清与中国最大门户网站新浪网前执行长茅道临结婚 (1970，胡锦涛的女儿)

茅道临——“新浪网”前执行长、信息科技业大亨（胡海清之夫）

邓朴方——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小平之子）

邓质方——四方集团总裁（邓小平次子）

邓林——中国美协会员，中国画研究院画家，东方美术交流会会长（1941邓小平长女）

邓楠—— 前科技部副部长，现任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国科协党组书记（邓小平之女）

邓榕——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之女）

高苏宁——骨科专家（邓朴方妻子）

刘小元—— （邓质方妻子）

吴建常——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党委书记、金辉集团（香港）名誉主席（邓小平女婿、邓林之夫）

张宏——中国科学院科技开发局局长（邓小平女婿、邓楠之夫）

贺平——中国保利集团公司总经理，总参装备部少将（少将贺彪之子，邓小平女婿，邓榕之夫）

贺争—— 中信集团大隆公司董事长，北京隆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贺彪次子）

贺斗——北京某公司总经理（贺彪长子）

邓先群——原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少将（邓小平同父异母的妹妹）

栗前明——解放军二炮副司令员、中将（邓小平妹夫，邓先群丈夫）

张德江——广东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开国少将原广州军区炮兵副司令员张志毅之子）

俞正声——湖北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曾国藩的五世外孙；原天津市委书记、一机部长黄敬（江青前夫）三子；母亲范瑾是原北京市副市长），中共十七大后任上海市委书记

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江苏南通人，前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刘瑞龙之女），中共十七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是本届政治局中唯一的女委员

张志凯——全国政协委员（原国防科委主任张震寰之女，夫：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

俞强声——原北京市国安局处长，1986年叛逃美国（黄敬次子）

曾庆红——国家副主席、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生于1938.09，江西吉安人，原内政部长曾山之子）

曾庆洋——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部长、少将（曾山之子）

曾庆源——解放军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少将（曾山之子）

曾庆淮——中华文化城有限公司总裁（曾山之子）

曾海生——总参办公厅副主任、少将（曾山之女）

胡德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统战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生于1942.11，湖南浏阳人，胡耀邦长子）

刘湖——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生于1945，胡耀邦次子）

胡德华——北京精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1948，胡耀邦三子）

胡知——美林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胡耀邦孙女）

安黎—— 原厦门市副市长（胡德平之妻，原中组部长安子文之女）

安民——商务部副部长（1945.04，陕西绥德人，原中组部长安子文之子）

安志文——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安子文弟弟）

李铁映——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36.09，湖南长沙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维汉长子）

李铁林——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机构编委办主任（1943.05，李维汉幼子）

洪虎—— 前吉林省省长（1940.06，安徽金寨人，洪学智之子）

洪豹——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洪学智之子）

刘锡荣——中纪委前副书记（1942.前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烈士之子）

刘小英——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干部（刘英烈士之女）

滕久明——重庆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滕代远之子）

粟戎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粟裕大将之子）

粟寒生——中国远洋公司副经理（粟裕之子）

粟惠宁——导弹部队大校军官（粟裕之女陈毅儿媳）

肖永定——国家机电轻纺公司总经理（大将肖劲光之子）

肖伯膺——中将解放军高级军官（肖劲光之子）

肖卓能——原山东政协副主席（妻李谷一，肖劲光之子）

肖策能——海南省经济合作厅副厅长（肖劲光之子）

肖新华——少将武警部队高级军官（肖劲光之子）

肖凯——原北京电影公司领导（肖劲光大将的长女）

李海涛——北京画院教授（肖劲光女婿，妻子肖凯）

朱仲丽——曾任毛泽东保健医生，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教育家朱剑凡之女。原副外长，驻苏大使王稼祥夫人，肖劲光小姨子）

朱仲芷——肖劲光夫人（朱剑凡长女）

叶小燕——香港滑冰总会会长，1968年（李鹏小儿媳，叶挺孙女，叶华明之女）

叶丹丹——香港花样滑冰选手，《红色恋人》影片中小明珠的扮演者（李鹏孙女，李小勇之女）

李琼—— 前教育部外事局副局长（李鹏之妹）

朱云来——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董事（朱熔基之子）

朱燕来——中国银行（香港）发展部总经理（朱熔基之女）

梁青—— 中国五矿（香港）董事，以及窗口公司企荣贸易副总经理（朱熔基女婿）

温云松——又名陈杭、郑建源，优创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温家宝之子）

李振智——瑞士联合银行UBS亚洲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李瑞环之子）

赵雁南——又叫王雁南。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紫阳女儿）

赵大军——原深圳石化集团副总经理，已移居新加坡（赵紫阳长子）

赵二军——前海南华海公司总经理（赵紫阳次子）

任克英——花旗集团中国投行部前副主席（赵紫阳儿媳，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之女）

李葆华——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之子）

李青——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大钊之孙）

李光华——前中科院电子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历史博物馆总书记（李大钊之子）

刘会远——《广告世界》杂志社社长（1948，山东荣成人，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之子）

刘历远——武警部队边防局金丰城科技公司董事长（谷牧之子）

李桁—— 刘会远前妻（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之女）

姚明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已故（前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之子）

姬胜德——总参情报局长、少将（原副总理姬鹏飞之子）

姬巧玲——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兼信贷局局长（原副总理姬鹏飞之女）

王亚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处长（姬鹏飞女婿、王智涛将军之子）

宦国英——中联部副部长（中共外交元老宦乡之女）

廖晖——全国政协副主席（1942.05，广东惠阳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之子）

廖梦醒 (1904-1988)——原宋庆龄秘书，全国妇联国际部副部长（原副委员长廖承志姐姐）

李湄—— 宋庆龄基金会副会长（李少石烈士和廖梦醒女儿，廖承志外甥女）

陈小津——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前政治局委员陈丕显之子）

刘延宁——国家信息中心党办主任（刘瑞龙之女，刘延东之妹）

刘延申——香港皇裕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华中师大教育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刘瑞龙之子）

戴秉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41.03，贵州人，原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黄镇女婿）

田成平——山西省委书记（苏区皖浙赣省委领导人田英之子）

白克明——河北省委书记（1943.10，陕西靖边人，原一机部副部长白坚之子）

彭士禄——工程院院士，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烈士彭湃之子）

彭伊娜——《南方周末》创办人，原深圳报业集团党委书记（彭湃之孙女）

刘煜奋——中科院物理学家（刘亚楼之子）

刘力贞——前陕西省人大副主任（中共烈士刘志丹之女）

刘菊芬——北京四通公司副总裁（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刘宁一之女）

阎明复——民政部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前辽宁省政府主席阎宝航之子）

刘虎生——原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科技局局长中国华联汽车公司董事长（原中央苏区军委秘书长刘伯坚的儿子）

刘豹——航天工业系统工程专家（刘伯坚的儿子）

陈祖泽——香港九龙巴士公司董事长，香港报业公会主席（原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长子）

陈祖涛——原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现国家科委专职委员（陈昌浩次子）

王军—— 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1941.04，湖南浏阳人，王震长子）

王之——长城计算机总公司总经理（1942，王震二子）

王兵—— 南海石油公司直升飞机公司董事长（王震幼子）

王京京——中信集团中洲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王震孙女，王军女儿）

王洛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早期理论家王亚南之子）

李紫阳——中国女医师协会副会长（李先念长女）

李小林——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先念之女）

刘亚洲——空军副政委，中将。1952年（安徽宿县，刘建德将军之子，李先念女婿，李小林之夫）

汪光焘——建设部部长（1943，原上海市市长、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之子）

汪静——香港新兴公司总裁（汪道涵之女）

汪雨—— 中国娱乐、地产界大亨（汪道涵与孙维聪之子）

周小鹤——中创集团总经理（周建南之子）

林用三——劳动部副部长（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伯渠之子）

林秉益——原水电部工程局副局长（林伯渠儿子）

林炎志——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1948.04，黑龙江望奎人，原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之子）

张芝明——原四机部某研究所工程师，也是我国汽车工业先驱，27年生，江苏常州人（张太雷之子）

黄晴——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原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次子）

黄熙—— 北大中医药研究中心教授（黄克诚长子）

黄浦—— 高能物理研究所副主任（黄克诚长女）

黄梅——中国科学院外文研究人员（黄克诚次女）

罗箭—— 国防科工委后勤部政治委员、少将（大将罗瑞卿幼子）

罗小青——原国家水利部局级干部（大将罗瑞卿之子）

罗点点——又名罗峪田，原医务工作者，现作家。1951年生（罗瑞卿小女儿）

邓佑生——少将，国防科工委外事局局长（罗瑞卿女婿）

秦涛——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少将（秦基伟上将之子）

秦天——少将解放军某集团军副军长（秦基伟之子）

秦卫江——少将陆军第65集团军副军长（秦基伟之子）

杨小平——少将解放军高级军官（前副总参谋长杨勇上将之子）

杨北北——大校解放军空军飞行教官（杨勇之子）

杨冀平——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杨勇之子）

赖小京——威海水警区司令员（前北京军区政委、开国上将赖传珠之子）

赖小津——北京军区政治部高级军官（赖传珠之子）

赖克游——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公司的董事长（1948 赖传珠之子）

赖小鹏——海军装备部大校（原北京军区政委赖传珠上将之子）

张小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院长、少将（湖南平江人，张震之子）

张海阳——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将（张震之子）

张振乾——总参谋部测绘局局长、少将(张震之侄)

徐小岩——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少将（徐向前之子）

徐鲁溪——原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北京佳威颐信息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向前之女）

黄远志——湖北省委副书记（徐向前内侄）

马国超——海军航空兵部副政治委员少将（马本斋之子）

冯洪达——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少将（冯玉祥之子）

冯理达——海军总医院原副院长、著名免疫学家（冯玉祥之女）

刘太行——原装甲兵部队作战部副部长，少将（刘伯承之子）

刘太迟——空军装备部副部长，少将（刘伯承之子）

刘阿蒙——总参参谋少将（刘伯承次子）

刘弥群——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刘伯承之女）

刘解先——北京总后勤医院第一门诊部医生（刘伯承之女）

附链接：

1.中美两国国家领导人子女职业对照 —— 天壤之别

9. 中国大陆富人“哪来的钱”？原来如此！

10. 中国，很有钱！“情妇”推动中国奢华消费

11. 《看中国》-- “太子党”专题

中国大陆富人“哪来的钱”？原来如此！

来源：嘉兴论坛
信息：曾在校内被删除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

两周前，我在自己的专栏文章《中国一直在“补贴”西方？》中谈到了中国大城市某些物价比西方还贵这一现象，并试图探讨其中的原因，引来了很多读者评论。

其中一位读者发贴，这样问道：“作者写的东西我也不否认，但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还那么有钱，国内好一些的饭馆爆满，出一次国，回来就是大包小包。什么文艺演出，都是几百元的票价，还坐得满满的。都是哪里来的钱？”

其实，这也是我内心的疑惑。常理告诉我：如果中国大城市存在着比西方还贵的物价，那就一定有比西方还富的人群在支撑着这种物价。我今年在北京生活了半年多，所见所闻，确实验证了这一常理。

当然，这类富人在整个中国所占比例极小，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特别大，即使极小的比例，绝对人数也不少。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最近公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富人的研究报告，报告称，2008年中国拥有百万美元资产的家庭不到中国家庭总数的0.1%，但拥有45% 的总财富，半数以上的百万美元资产家庭集中在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和山东六个省市。

别的地方我不清楚，我只谈谈我生活过的北京。我的感觉是：即使是在北京，富人也是少数，但由于灰色收入的存在，北京能够支撑比西方还贵的物价的消费者比例应该大于0.1%。半年多的北京生活，我算是亲身见识了这些北京人的“不差钱”：他们开着好车，戴着名表，经常去高档餐馆吃饭，豪华洗浴中心泡澡，卡拉OK歌厅飙歌，灯红酒绿之处按摩、洗脚……他们花钱时出手之大方、之豪爽，应该不比西方同类逊色，有时甚至更胜一筹。

随之而来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包括私企老板、外企的高薪雇员、律师、咨询师、会计师等高级专业人员、歌星、演员等娱乐圈名人；第二类人是中国房市和股市两大市场的受益者，包括房地产开发商、股市庄家、资本玩家和一些成功的炒房者和股民；第三类人则是吃“官粮”者，包括党政机关的中高层官员、国有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等。切记：不要小瞧第三类人的资产和消费能力，虽然他们工资单上的收入看上去远远低于前两类人的资产，但正如一首民谣所说，他们“工资基本不动”，吃饭“有地儿报销”，购物“有人买单”，而且还有很多的“外快”，也就是所谓的“ 灰色收入”。

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读者的疑问：这些人“都是哪里来的钱？”

第一类人和第三类人获取财富的方式，不用我多说，或白、或黑、或灰，中国老百姓有很多议论，中国媒体有很多讨论，经济学家也有很多研究，例如，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曾经带领课题组进行过有关灰色收入的调查，得出结论称，2005年中国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灰色收入总计4.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4%，而有机会获得这些灰色收入的人，原来就是高收入阶层或权力阶层。但第二类人的财富究竟“都是哪里来的？”我则一直似懂非懂，稀里糊涂。

从北京回到伦敦后，有一天我去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英国华裔朋友家玩，聊起了这个话题，他的一番话，至少让我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的富人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这位朋友说，在北京、上海等中国大城市中，历时10多年、至今尚未完成的房地产商品化运动、旧城改造运动和城市扩张运动，加在一起，等于是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造富运动”。首先是掌握土地拍卖权的官员们：地方政府高价卖地，使地方政府的财库鼓了起来，官员们也因此富了起来；其次是房地产商们：他们在拍来的土地上盖房子，然而再高价卖给消费者，紧跟着也富了起来；接下来是各类投机性炒房者们：他们搭乘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房价飙升的快车，买进卖出，也迅速地富了起来；最后是旧城改造运动和城市扩张运动的受益者们：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一部分老市区居民和“被城市化”的原郊区农民成为一波一波的拆迁活动的受害者，他们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剥夺和侵害，沦落为城市贫民，但其中另外一部分人，则通过讨价还价、甚至做“钉子户” 等方式，为自己维权争利，成功地在这场“造富运动”中分得了一杯羹 ……总之，这场通过卖地和盖房子而起的“造富运动”，就像一道点石成金的魔杖，点到之处，一批又一批大大小小的富翁们因此“被”制造了出来。

“听上去，好像仅仅是拆老房子、盖新房子这样一种城市翻新过程，就‘翻'出了一个新富阶层，”他接着说，“但实际情况是，仅仅造房子是造不出一个新富阶层的，房子需要有人买，而北京、上海等中国大城市的房子，其买主是全中国的有钱人，甚至包括某些外国的有钱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来自全中国和全世界的部分金钱，共同滋养、培育了北京、上海等地的新富阶层。”

听了他这一席话，我仿佛茅塞顿开：我甚至连想起了今年上半年我在北京的某些生活片断。那些不连贯的生活片断，经这位朋友如此点拨，也都纷纷自动互相连接起来，并具有了意义。

我在北京生活期间，曾经住过两个小区。从小区内有游泳池、健身房、足浴中心、宠物医院等设施来看，这两个小区均可算做中产阶级小区。我喜欢游泳，泳后顺便泡泡桑拿。在我最初住过的那个小区，我泡桑拿时常常遇到本小区的三个业主：两个老板，一个官员。其中一个老板是广东人，在北京做化妆品生意，故在北京置业；另一个老板原来是所谓的“山西煤老板”，后来通过买房、炒房，“洗尽”了手指缝中的煤黑，摇身一变，成为京城房老板，现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房租；至于那位官员，则单位不明，官职不祥，因为他常常对此含糊其辞，我也不好细问，但听话听音，我大概可以猜出他在涉外经贸部门工作，他常常对那两位老板抱怨自己没钱，但他开的汽车，却与那两位老板不相上下：他的车是宝马。

这个生活片段，似乎验证了北京业主来自全国的说法，也验证了政府官员“工资基本不动”的那首民谣。

我最后住过的那个小区，业主的收入略低一些，主要是政府官员、国企员工、外企或私企的“小白领”。例如，我最要好的 “泳友”之一，是北京一家旅行社的普通导游。时值盛夏，我们游完泳后常到泳池外的树荫下乘凉聊天。他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特别健谈。他的工作似乎不忙，他的说法是：他就职的那家旅行社是国企，游客不多，效益不好，因此他的收入也不高，每月只有两千多元人民币的工资，但这份工作的好处是，他平时不用去上班，只有等到游客人数足够时，他才会组团带游客去外地游玩，因此即使是平时上班时间，他也有很多时间去健身房和游泳池锻炼。但一直令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他也似乎“不差钱”：他在本小区拥有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房，开着一辆奥迪牌汽车，每天游泳后，也经常与一帮小区里的“酒友”去附近的餐馆去吃饭喝酒……直到有一天我们闲聊时，我才明白：他在旅行社每月领取的两千多元人民币的工资并非他的主要收入，他在市中心还有两处房产，一套租给一家住户，租金三千多元，另外一套租给一个餐馆，月租一万五千元。当然了，后来我又听其他人说，导游的灰色收入也不低……

这个生活片段，似乎验证了北京市区的老居民只要有几处房产至少都不属于“弱势群体”的说法，更验证了国企员工工资不代表其全部收入的说法。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其间没有经历过大的衰退，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谜，有人说，谁能给出谜底，谁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在我看来，更大的一个谜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中国人，究竟是怎么富起来的？其真相、其谜底更是被层层迷雾所缠绕，被种种神话所包裹，站在中国之外的人，如同隔雾看花，越看越迷糊，站在中国之内的人，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使是官方的统计数字，也被五花八门的地下经济、灰色收入所扭曲，无法成为判断真伪虚实的依据，甚至就连王小鲁的4.4万亿元灰色收入之说，也有很多推测的成分，因为你无法精确地界定和计算“ 灰色”的东西。

我索性放弃为每一个疑惑提供既明确、又全面的答案的徒劳努力，不妨提一些问题，以激读者讨论；抛几块砖头，以引专家之玉。即使引来的不是玉石，而是同样的砖头，在砖砖互撞的过程中，也许就能撞出真理的火花。

它，是生活中真正的奢侈品。

附链接：

1.中美两国国家领导人子女职业对照 —— 天壤之别

2.让数字来说明事实：谁在垄断中国

3. 中国太子党全面把持私募基金引起忧虑
4. 揭秘中国“太子党”掌控的五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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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家领导人的亲属简历（国家一级机密）

7. 国家领导人亲属简历（图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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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私募业的“红色贵族”

10. 中国，很有钱！“情妇”推动中国奢华消费

11. 《看中国》-- “太子党”专题

我们的经济如此残酷和绝望

来源：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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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进行了经济改革，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作为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首席理论家曾推出了一个影响全中国的经济理论，这就是后发优势的经济理论，这个经济理论几乎主导了中国最近二十年的经济政策走向及经济改革的方向，在经济改革三十年之后，我们再回顾中国的经济，我们会发现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谈一谈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词汇，这就是竞争。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即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

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部上收，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维持本地经济增长的几乎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这是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三角，地方政府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励，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

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的超低水平。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压至5-6 万元。如此，就出现了GDP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01年的9.5万元降到02年的8万元，再降到 03年的6万元。对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FDI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FDI上的竞次虽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表现在土地上。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意味不仅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补贴。同样是长三角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比例为1：1甚至 1：2)、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我们上面说的只是部分地区，事实上，在北方沿海地区还出现过一元人民币一亩地的价格，这种赔本买卖已经到了全球空前绝后的境地，中国百姓的损失已经是天价，但即使如此，中国的这种赔本买卖还是持续了二十年直到今天。当我们在今天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原来中国的持续增长的出口贸易中，有相当大部分的竞争力原来来自于中国土地对生产商的补贴和劳工成本的补贴，而这种补贴直接降低了中国产品的价格。

对于产品生产商，这个补贴是巨大的，他无需什么特殊的管理技术和高科技技术发展就可以直接的产生竞争优势，但这个优势是牺牲了中国本国国民利益产生的，是隐形的，相对于中国国民，他是一种巨大的剥削和压榨。但除此之外，中国百姓奉献的还不仅仅如此。

根据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压制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这种人为的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国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教条，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体制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地上扬。在企业主和地方政府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博弈结果。

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我们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中国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对这个结论，只要看一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 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了解了中国FDI的真实内容，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学者曾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

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 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政府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在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政府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中国的经济崛起正是在这种政府和这种心态的指引下进行的，貌似强大的中国经济，其内部隐藏的则是各种屈辱和损失，这本身就是一种赔本的买卖，但这个赔本的买卖却被政府当作政绩而夸耀。并作为维持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据。而中国百姓在信息封锁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中欺骗性的洗脑。这个结果正是中国的现状也是百姓的悲哀。

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

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80年代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 (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 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

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

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这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中国经济真实状况是非常残酷的，只有揭开这些表面的面纱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实际情况。

通过历史上的经验，我们要记住国际资本与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蚀的。与中国企业相比，虽然国际资本普遍具有 (在母国培养的)更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利益所诱，所在国腐败的政治文化所驱，同流合污在所难免。有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很高的建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

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93年之后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

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总之，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

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 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中国独特体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国。

经济改革必须要与政治改革向配合，没有政治改革，就等于是一个人走路一条腿是不动的，而另一条腿在大步前进，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原地打转。似乎是我们在前进，但实际上除去让人转晕以外，没有更多的好处，损失的是人的能量。现实的中国经济现状正式如此，看似中国强大了，但实际上百姓的生活并没有改善，资源和人力的损失正是这种赔本买卖的具体体现。

中国卖什么，什么便宜，买什么，什么就贵，这是中国政府的叹息，政府一方面强力压制百姓的呼吁和抗争，同时对权贵及资本俯首称臣，对内强硬，对外笑脸相迎，貌似强大时则空虚。这也正是由于三十年经济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表面的高楼大厦并不能给百姓带来实际的利益，因为那是权贵使用和拥有。美国百姓就很实在，面对高楼大厦和奢华，美国百姓就说，这不是我的生活一部分，我为什么要赞同他，我居住在陋室，我为什么要对这些高楼大厦唱着赞歌?只有这些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才会赞美她。正是如此的观点，美国百姓面对中国百姓总是非常的困惑，他们不理解中国百姓为什么会对于他们生活毫不相干的高楼大厦如此崇拜，他们也不理解，中国百姓为什么不对这些高楼大厦感到愤怒，而相反以此为荣。

这就是中美两国的差异，美国人对生活和强大的感觉是要与本身有密切的联系，只有我感到了生活的改善，我才会选举你，如果你盖了高楼大厦，但我无法享受，我为什么要感谢你，赞美你，因为这一切都与我的生活无关。但中国百姓在政府的欺骗下，以为这些高楼大厦就代表着自己的强大和富裕，殊不知那些与自己生活毫无关系的高楼大厦和繁华腐败场所都是自己的血汗钱建立的，他们不仅无助于你们的生活改善，相反会影响你们的生活提高。非常可悲的是中国百姓在封闭的信息条件下，只能接受官方的洗脑，让自己的幸福与生活转化为一个悲剧。

很多时候，事实会非常的残酷，中国表面的繁华和经济的强大景象之下隐藏着更多的不可见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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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March 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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