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有引力之虫:静悄悄的审查

经典抗争政治的学者,一直试图去解决威权统治下镇压与反抗的不稳定关系。镇压不足无法扑灭社会抗议,镇压过度又会反向激化抗议和不满。而一国对反抗者的收买能力,又会对反抗的形式和镇压的结果造成截然不同的影响。

所以,威权政体总在找寻一个最优的平衡点,使其容忍一部分抗议的同时,能保持核心的利益不受到挑战。更重要的是,通过故意释放一部分社会不满,威权国家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解决了信息流通的困境。民主国家靠选举,媒体和公民社会等勾连国家与社会,威权政权在缺乏透明信息管道的情况下,则是通过低度的社会不满和抗议,收集民间的信息,以进行更直接高效的管控。

这个镇压与反抗的基本逻辑,在数字时代迅速延伸到了审查与反审查领域。低度的审查起不到阻断和威慑效果,而过度的审查则可能激发大规模的不满。比如完全不封杀谷歌,境外势力的影响就过大了,但是全面封杀,又会打击面过大,牺牲一部分政权支持者的利益。当政权和民众均将数字技术视为至关重要的沟通与动员工具时,对其控制权的争夺之战也就白热化了。这种激烈的互动反馈,从各国精细化的网络控制,多元化的网络反抗,就可以反映出来。

那么威权国家对数字技术的控制成效如何呢?在大规模抗议出现或即将出现的敏感时期,国家常常采取干扰通讯或屏蔽关键页面的方式,来阻止人们在线上互联。不幸的是除中国外,大部分国家的审查机制太过初级,无法做到选择性屏蔽,所以一些政权在情急之下,就会选择全面断网。然而已有的研究显示,断网作为最极端的信息阻断行为,其噤声效果常常适得其反。2011年初埃及抗议持续不断,穆巴拉克政权被迫断网断通讯,就让更多人走上了街头。

相比之下,中国可以采用的审查手段就高明了许多。正是因为审查技巧的高明,目前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官方对信息内容的控制上,即检测什么样的网站、内容容易被屏蔽和封杀。两年前,哈佛大学加里·金老师领衔的团队通过实验发现,微博主要审查集体行动的动员,而非抽象的政治批评。这个重要的发现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对信息内容的抓取和研究,却让更多人忽视了更宏观的信息环境问题。官方的策略当然重要,但人们如何回应这些策略,以及这些策略造成的长期现实影响,似乎极少人关注。

倒是民间的观察者们经常思考审查策略的可能影响,不过乐观派和悲观派的结论截然相反。乐观派认为,审查是一场作茧自缚的慢性自杀,关闭评论功能后,众人纷纷采用转发;封杀一条新闻,更多的搜索行为和谣言出现;关闭了一个字幕组,十个字幕组生长出来。悲观派则看到审查机制对普通大众的压制性影响,逼迫人们进行自我审查。自我审查一直是个相当有说服力的论点:威权国家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培养出一批在信息素养上具有“威权人格”的用户。在铁丝网拦截面前,网民们乖乖掉头,哪怕墙塌都不会向前迈出一步。

中国大到几乎所有的论断都能找到部分证据。其实对于非常明确的压制信息,人们的反应可以千差万别,一部分大众会妥协,也有一部分会采取激进化的信息模式加以反叛。乐观和悲观派所争论的核心,其实是面对审查采取妥协和反叛策略的比例。但双方同时忽略的一点是,并不是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认识到审查的存在。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自然地浏览着网络,我们受制于网络空间的网速,代码和交流对象,而不是那盏时刻亮着的审查红灯。如果审查可以被看做一种数字镇压,其与反审查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实体空间的镇压与反抗还要复杂许多。镇压是一种明确的权力信号释放,审查却既可以大张旗鼓,又可以“润物无声”。

新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助理教授玛格瑞特·罗伯茨,选择了中国审查策略的有效性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课题,第一次考察了网络审查对信息流动的双重影响机制。为了更精确揭示审查与反审查的动力学,她将“人们是否感知到审查”这一点纳入了考量范围。

在官方的审查行为能被明确感知的情况下,在线数据与实验的结果更符合乐观派的预期。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明确的信息删除只会激发更多的好奇心,引发对同一个话题的进一步搜索,并形成更坚定的反审查态度。而对内容生产者而言,被删帖删文基本无法阻止他们继续创作。平均每一百个博客主,只有一个人会因为审查,而不再评论政治话题。所以,基于明确威慑色彩的审查,常常达不到其期待的效果。

但是除了直接噤声外,网络审查在信息操控上却颇为有效。相比直截了当的该页无法显示,各种更为隐蔽的审查行为,比如减慢网速,填塞垃圾信息,对信息的流通有着非常明显的抑制作用。事实上,官方从来没有封死所有的信息流通途径,而只是给不同的信息内容加设了不同的获取成本。罗伯茨也发现,只要对信息获取稍加门槛,传播速度和规模就会显著降低,而整个过程中,很多用户压根不会意识到网络审查的存在。这个发现和之前无数的消费者调查一致,通过调整不同信息的易接受性,用户的购买行为会随之改变。最近随着墙的加高,翻墙也愈发成为类似的行为经济学问题:你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你是否付得起浏览自由信息的成本。也就是说,如今的审查从“完全不让看敏感内容”,演进到了“你更可能看到非敏感信息”。

现实可能比罗伯茨的研究更灰暗。纵使国家的审查威慑力无法阻止用户表达,也不表示威慑不会客观上阻碍信息流通。从用户对审查的短期反应,来推断信息流动可能受到的影响,可能的误差非常大。因为传播时机和传播网络往往是至关重要的,同样的内容被删除后又再次发出,同样的内容由不同的人发出,传播效果的差异究竟有多大,是罗伯茨的数据所无法揭示的问题。即使是前文提到的断网,是不是一定会对非民主政权存续造成直接的威胁呢?断网的时机,线下的动员网络同样是两个可以改变最终结果的核心因素。加之世界范围内的断网与审查案例还都太少,国家间差异又太大,往往一个新案例的引入,就会刷新我们之前的认识。比如最新对叙利亚的个案分析又显示,时不时的断网和信息干预,不仅未激化集体行动,还成了当权者对反对派大开杀戒的好时机。所以,不管我们如何自我安慰,断网与审查的绝对负面影响,一定大于其带来的意外正面效果。

我们并不知道从长远来看,一个压迫性的网络环境如何在各个方面入侵社会的肌理。这种侵蚀可能已经发生,只不过像潜伏的疾病般隐匿。至少在当下的国度,信息控制对社会的主要影响,并非通过审查让人们噤声,而在于通过提升信息获取的成本,潜移默化地操控用户的整个信息获取模式。即使用户的思维方式并未因国家的触手而发生改变,信息的流通也已经受到影响。某种程度上说,有效的审查都是静悄悄的,能被感知到的禁区,都不是真正的禁区。这个事实多少让人感到无奈:我们一边清醒地反抗,一边却清醒地被愚弄。

参考文献:

Gohdes, A. R. (2015). Pulling the Plug: Network Disruptions and Violence in the Syrian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forthcoming.

Hassanpour, N. (2014). Media Disruption and Revolutionary Unrest: Evidence From Mubarak’s Quasi-Experimen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31(1), 1-24.

Lorentzen, P. L. (2013). Regularizing rioting: permitting public protest 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8(2), 127-158.

Roberts, M. E. (2014). Fear or Friction? How Censorship Slows the Spread of Inform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源地址:http://gravityswo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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