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网:仇和倒台与五毛兴衰史

在全国两会上做完“我们这个党最廉政”的报告后,全国人大代表、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被中纪委宣布存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这个消息宣布的时候,差不多与李克强举行总理招待会的时间同步。以致于外界猜测,招待会之所以急忙宣布结束,就是怕与仇和落网冲撞导致总理尴尬。

五毛党始祖倒台

仇和落马的消息即刻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上疯传,一时间,形成了传统媒体规规矩矩传播总理记者招待会,而社交媒体负责报道仇和一切的传播分野。南方周末十多年前报道仇和的消息被挖了出来,一些在他当权时未能发表的报道也在微信朋友圈转发。

明星官员仇和遭到了大起底。这是大陆反贪过程中的最常见的现象,当高官在位时,媒体慑于淫威,都会采取规避动作,报道上不为为难官员。一旦高官被宣布拿下,关于这名官员及其家族的报道信息就会进入舆论空间,民众狂欢式传播随之到来。

从仕途来看,仇和起家与贫穷落后的苏北沭阳县,一步步做到江苏省官,再被调任云南昆明担任一把手。他早期的报道显示,这是一个有着强硬手段的铁血县委书记,他会将党的权威诉诸以强悍的个人权威,从而给媒体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个性官员”的典型。

仇和的倒掉被认为是大陆政界“江苏帮”开始瓦解的标志。相信这个分析不久就会有更多信息证实或证伪。但在仇和的身上,还存在着另外一个解读的角度,那就是他作为大陆“五毛党”的始祖,从其倒台一窥“网评员”这一舆论工具的兴衰,也是有价值的。

政府“网评员”:底层政权残酷实验探索出来的舆论应对工具
仇和任职沭阳县的时候,恰逢大陆社会矛盾多发阶段,官民对立相当尖锐;而在那个时候,BBS论坛等早期的网络工具也在兴起当中,带着怒火的网民借助互联网的便利,揭露地方吏治腐败,控诉基层统治的黑暗面,也向政府和官员发出讨伐的谴责声音。

仇和首创了应对网络舆论的办法,那就是组织政府内部的人员上网,针对相关的热点事件和网友评论,在短时间灌注相反意见,从而污染信息的可信度,用相反的观点蒙混舆论,让网友不知所措。这样一来,网上的意见不再是一边倒,而是毁誉参半,政府借此赢得周旋空间。

仇和的发明创造,令其足以称得上是“五毛之父”。这一由底层政权残酷实验探索出来的舆论应对工具,被证明是有效对抗舆论攻击的好办法。正在被网络兴起的冲击波搞得焦头烂额的行政体系如获至宝,网评员制度随即在政府内部得到大力推广。

五毛被体制化

意识形态部门在拿到这个沭阳经验之后,迅速将其体制化与建制化。体制化的意思是它被吸收为政府对付网络舆论的标准程序,一旦出现热点事件,迅速放出网评员,蜂拥而上转移或消灭异见声音。建制化的意思是指它在政府内部有专人负责,有分工,有考核奖惩。

在BBS时代及门户网站时代,因为评论的从属与新闻,或者说评论的集散地很明确,只要投入更多数量的网评员就可以实现舆情干预的目的。另外,随着技术研发能力提高,网评员的工作效率得到提升,其干预网络意见的能力与效率也大幅高涨。

另外,在这一阶段的“五毛”面目尚未被网民认识清楚,一度发生与五毛“混战”的情况——而在五毛的战术中,受到阻击可以说是正中下怀,正好可以隐藏得更深。因此,在大陆互联网早期、社交媒体工具崛起的前期阶段,仇和式五毛经历了它们的好时光。

微博时代:五毛的分化

模仿推特的微博在饭否小有尝试,当局的五毛战略无法派上用场,只好下达关闭饭否的命令,以占据上风。等到新浪微博得到许可兴起,它所建立的以意见领袖大V为中心的社交传播结构,将五毛发展推进到了社交媒体时代。五毛从“地下党”发展为公开活动。

五毛党在微博上的战略是分工负责、直接狙击、主动攻击、控制议题、公然洗脑等。分工负责是指开始出现团队化运作的五毛大V,直接对撼公知等预定对手,原先的网评员则化妆成一般用户,配合五毛大V;直接狙击是指与公知直接交手,不再隐瞒身份;主动攻击是指主动挑起论战,制造意识形态恐怖气氛;公然洗脑则是不再躲躲闪闪地歌颂党。

微博上的五毛历史,同样经历了几个阶段。

五毛大V在微博早期有过建制化的统一行动,对舆情进行干预;但它们遇到的挑战在于,五毛党干预舆论的面目被识破,已经成为社交媒体用户的常识之一,这让五毛的舆情污染行为处于被谴责的道德洼地。

随着意识形态部门在微博上展开新的舆论战,主动设置意识形态浓烈的议题,比如打倒宪政、打倒公知等,“七不讲”更是成为五毛的“圣旨”,为五毛确立了实力范围。五毛配合意识形态展开为社交媒体异见的围剿,在恐怖气氛下,无人与之相争。

重庆薄熙来倒台后,由其资助的五毛阵营露出水面。意识形态内部的裂痕公开化,五毛党不再是铁板一块,分化成各为其主,它在体制内的政治合法性受到怀疑,五毛的体制基础因此动摇。政治风向的转变,不只是公知受威慑,也影响到五毛大V的出路。

在这一个阶段,随着政权对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控制加深,异见声音稀少,五毛的存在感减弱,其需求也在一夜之间骤然下降。因此,五毛内部再次发生分化,一部分依附于建制的体制内人员失去动力,另一部分由五毛团队蜕变成社会公关公司,承接宣传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五毛党内部的竞争关系凸显,恶性竞争加之派别分化,五毛势力自行瓦解。

五毛的退化

到了2014年下半年,五毛党开始出现了国际化趋势——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所谓大外宣战略下,五毛党开始竞争“国际订单”,一些隐藏很深的五毛党被迫浮现,与国内的五毛团队联手,试图开拓外宣项目。在这样的状况下,五毛党越来越趋利,其政治基础越来越薄弱。不仅在体制外被蔑视,在体制内也受到恶评,五毛党生存环境前所未有地恶化。

五毛党一步步从体制圈养的宠物沦为放养的自生自灭的豺狼,证实了当局对舆论的控制效能到了很高的地区。换句话说,五毛党作为事后干预的工具,一旦执政党完全控制了社交媒体,五毛党的需求就会降低,体制内豢养五毛的动力就会随之退去。

以中国今日的传播格局看,控制了社交媒体大公司就控制了舆论“咽喉”,根本不需要再在传播的下游设置五毛党来净化舆论。随着网信办的地位抬高到与中宣部平起平坐的位置,展现控制力的简洁途径就是控制网络大公司——由宣传部门管辖的五毛也失去阵地。

总之,作为舆论控制工具的大陆五毛党,其衰落缘于两方面的变化:一是舆论控制从下游蔓延到上游源头,五毛党的需求因此消散;二是日益政治化、商业化的网络环境,让五毛党的合法性崩溃,存在的基础被取消了。五毛之父仇和的倒台,与五毛党衰落一起降临,也算是历史开了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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