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记者揭秘中国网红在非洲诱骗孩子拍摄种族主义视频经过

  来自：https://twitter.com/BinkVaus/status/1536769001770012672

把BBC原49分钟的视频看了。整个视频分10个部分： 前6分钟是引子。 7~15分钟是调查记者通过海量视频发掘信息，最终成功找到那个“N-word”视频的拍摄地：马拉维首都利隆圭附近一个村庄Njewa，并尝试找出了此类视频的拍摄人。

 

 16~21分钟，调查记者通过暗访找到拍摄人。他是一位自称“叔叔”的中国人，几年前来到马拉维边境小镇Kamwendo，之后搬到Njewa，与记者调查的讯息相符。 22~26分钟，对被带去拍摄的当地孩子家人的采访，揭示了“叔叔”如何利用这些孩子。他会掐、打不听话的小孩，还用炸鸡引诱生病在家的小孩出来给他拍视频。 

 27~30分钟，第二次暗访“叔叔”。“叔叔”把他心里种族歧视的想法毫不掩饰、无所顾忌地说了出来。 31~33分钟，记者与多名马拉维的专业人士谈话，讨论中国对当地的影响以及中国人在当地与居民的关系与交流。 34~37分钟，第三次暗访“叔叔”，这次他承认了那个“N-word”视频就是他的杰作，但又立刻改口否认。

37~40分钟，记者采访了“N-word”视频里孩子的家人，并告诉他们视频背后的真相，这些家人感到上当受骗，义愤填膺，表示“叔叔”应该被赶出村子。 41~47分钟，记者当面询问“叔叔”，面对记者连珠炮的一系列问题，“叔叔”一概矢口否认，他不承认自己有说过任何种族主义的话。 最后两分钟是尾声。

一些关键细节： 1. 记者第一次到Njewa时问当地人情况，就有好些居民抱怨说有个中国人找小孩“教中文”，占用了他们本该上课的时间；最后对质的时候，“叔叔”说孩子只上半天课，剩下时间来他这儿“学中文”“学中国文化”。 2. “学中文”当然只是幌子，小孩根本不懂他们要说的中文到底是什么意思。

3. “叔叔”从拍视频里可以一单赚到200RMB，他一天最多的一次拍了380个视频，而每个小孩只能拿到区区半美元。 

4. Bright，“叔叔”找他拍视频的时候他才4岁。“叔叔”要他跳舞、喊叫，他喊得脖子青筋都能看到，这样到了第四天，Bright生病了，“叔叔”就拿着炸鸡去他家给他吃，然后继续带他拍视频。

 5. Bright的母亲对此当然不满，而且邻居也劝她别让孩子去“叔叔”那儿。但她说，她把孩子带回家后，“叔叔”又会过来把孩子带走。 6. 早期的时候，“叔叔”有次让Bright带着他进了Bright的家，完全不拿自己当外人，Bright的母亲当时以为他是什么NGO的人，会给他们提供什么帮助，结果什么也没有。     

7. 暗访的（假装成一个巧克力商人的）记者一个问题“这里的黑人做生意怎么样？”，打开了“叔叔”的话匣子，他指责当地人得过且过、偷懒偷窃，劝记者不要拿黑人当朋友，而是要摆出老板的态度，“铁面无私”“冷血”。其他“名言”包括：“只有少数是有良知的”“对待黑人千万不要可怜他们”“所有黑人都是会偷的”。

8. 而在最后记者质问他的时候，他对记者的种族主义指控一概否认，还自称“我很喜欢他们”，称自己5年前给另一个中国人打工的时候有三个黑gʷ……工人（嘴差点说漏了）偷东西，当时自己是有种族主义情绪，但现在都好了，两星期之前绝对没这么说过。

  

中国高校的言论审查：美籍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在四川大学任教时遭遇的举报风波 - 2047，自由人的精神角落

原文译自《纽约客》：A Teacher in China Learns the Limits of Free Expression，译者火光翻译组，译文首发于2047论坛。

作者：何伟(Peter Hessler)

2022年5月9日

彼得·海斯勒（英语：Peter Hessler，1969年6月14日－），汉名何伟，生于美国匹兹堡。1992年取得普林斯顿大学英文学士学位。1996年参加和平队（Peace Corps），赴中国工作，在四川涪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今重庆市长江师范学院）英语系教英文。1998年移居北京，担任记者与自由撰稿人，曾为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纽约客撰稿。2010年移居埃及开罗并任纽约客中东记者。2019年8月迁至四川成都，并于2019年秋季起任教于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2021年6月，四川大学宣布不与彼得·海斯勒续约。

中国三部曲：2001年，出版《江城》（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记述他在四川涪陵的生活。2006年，出版《甲骨文：流离时空里的新生中国》（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 本书有译本但至今未能出版简体中文版。2010年 出版《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from Farm to Factory, HarperCollins），描绘中国社会剧变中的浮光掠影，简体中文版于2011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有删节。

在中国的大学里，当一个学生向上报告一个教授的政治错误时，用来描述这种行为的动词是“举报”。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但总是可能存在，因为潜在的政治错误既没有定义，又五花八门。一个学生可能会因为老师对一个敏感历史事件的评论，或者一句似乎与共产党政策相抵触的话语，而对老师进行举报。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灰色地带的言论尤其有风险。2019年，在重庆师范大学的课堂上，一位名叫唐云的文学教授不经意地将习近平提出的一句口号描述为“粗鄙”。学生投诉后，唐云被降职到图书馆工作。

课堂材料也可能出问题。2019年秋天，我开始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大学任教，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来自另一个大学的法学院的老师。他制定的教学大纲中有一些敏感内容——他的课程中包括《老妈蹄花》（Disturbing the Peace），一部由艾未未制作的关于艺术家遭遇中国司法系统的纪录片。两年来，这位老师在课堂上播放这部影片，一切正常；但在另一个学期里，一些学生决定举报他。短短一周内，这位老师就被替换成了一名代课教师。但是，如果最初的举报是在社交媒体上提出的，这个过程可能会更慢，而且更难预测——我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

2019年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去上课，我的妻子莱斯利（Leslie）给我打了电话。一个朋友刚给她发了一条从推特上复制的信息：

美国作家和记者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2019年8月与家人来到中国，在四川大学教授非虚构写作。他可能已经因其行为/言论遭到了举报。

这条推文是一位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所发。她在推文中附上了一张模糊的微博截图（微博是中国版的推特）。在中国，人们经常传播这样的图片，因为原始的微博帖子可能会被审查人员删除，而对截图的审查更困难。莱斯利的朋友说，我被举报的事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我想在你开始上课之前提醒你。”莱斯利告诉我。

那天晚上，我正好要教授非虚构写作的课程；在其他时候，我还要教两节新生英语作文课。新生们目前正在读《动物农场》——我的系里把这本书列为必读书，而我实在想不出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材料可能会引发举报。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追根究底，而是决定照常上课，希望举报我的人不是来自这个课堂。

我的办公室和教室都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的一栋新楼里，位于成都的西南郊区。从办公室走到教室只需一分钟多一点，但我沿途要经过六个监控摄像头。自从20多年前我开始在中国教书以来，这些摄像头是20年间的众多变化之一。在我教授非虚构写作的教室里，还有一个摄像头安装在我身后的墙上。当我站在讲台上时，摄像头位于我右肩上方，对准学生。

在点名的时候，我听到一些窃窃私语。这是本学期的第十四周，全班约30名学生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今晚他们似乎有些不安。终于，坐在前排附近的一位女生说：“Hessler 先生，你看到这个了吗？”

她把她的手机递给我，上面已经调出了微博帖子的截图，其中有七条评论。第一条是用中文写的：

何伟在我们学院上课真是大逆不道。

我扫了一眼其他的帖子。“我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我说，“它来自另一个班，与你没有关系。”

我希望改变话题，于是开始上课。学生们一直在写人物简介和专题故事，于是我请一位英文名为蒂姆（Tim）的工程专业学生朗读他的草稿。蒂姆研究了一个自称为“小气鬼联盟”的网络社区。该联盟成员力图完全依靠他们的储蓄和投资账户的利息生活，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不错的工作。他们分享省钱策略：一个人说，三毫米是刷一次牙所需的最小牙膏量；一个身价百万的人记录了他如何骑着共享单车，带着所有的行李去机场。蒂姆写道：“有一些人一直过着这种异常节俭的生活……这是他们在贫穷时养成的习惯。”

学生们的校外研究是本学期的一个亮点。我已经决定，下周我们将听一听当地一位保时捷销售员的故事，他是班里一位英文名叫安娜（Anna）的学生写作的对象。这位销售员告诉安娜，试图从他的客户身上占便宜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当一个四川人积累了够买保时捷的钱时，肯定已经经历了很多事情。他说：“有能力购买豪车的人已经用过各种手段来赚取利润，也已经应付过各种各样的人。要欺骗他们是不可能的。”

在课间休息时，一些学生告诉我，他们讨厌举报的行为。我告诉他们不要担心，我们下周还会见面。但其实我并不确定。微博的帖子中声称我已经“西了”，这个词在中文里也可以被理解为死亡威胁。一位推特用户翻译了最后一条评论：

[何伟]仗着自己是大作家，就口无遮拦，我看他要西了（死了）。

1996年，作为和平队（Peace Corps）的志愿者，我第一次来到四川。我被派往长江边一个偏远城市涪陵的一所小型学院，在那里教英语语言和文学。我的学生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当时全国的人口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村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乡村长大，他们往往是村里第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当时每一百个中国年轻人中只有六个能上大学。我的学生多数害羞、安静、传统。在课堂上，当他们写下自己敬仰的公众人物时，大约三分之二的人选择了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最受欢迎的是毛泽东：

虽然他要对文化大革命负责，但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成就。众所周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我认为毛泽东是世界历史上当之无愧的伟人，恐怕只有列宁和丘吉尔能与他相比。

事实上，他们这一代人与邓小平的关系最为密切。1978年，邓小平施行了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政策。从那时起，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超过八亿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城市人口成为主流。我在涪陵教过的学生，几乎所有都成了新兴的中产阶级。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时他们会写下大学时代的挣扎，那些是我在课堂上所不知道的：

在[大学]三年里，我没有吃好也没有睡好。我记得在1996年，有半年时间，我每天只吃一顿饭。当时我是一个悲伤的人。但现在我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我搬回成都是为了与这些曾经的学生重新联系，但我也对下一代感到好奇。我在涪陵教过的大多数学生都来自较大的家庭，因为他们都是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之前出生的。1997年，也就是我在涪陵的第二年，我问了班里的二十名新生，关于他们的家庭情况，只有一个是独生子女。2019年，当我向班里的十四名新生提出同样的问题时，只有一个人有兄弟姐妹。在那年秋天我教过的所有学生中，近百分之九十是独生子女。我还了解到，在问这个问题时，我必须澄清我所说的“兄弟姐妹”是什么意思，否则学生可能把堂/表兄弟姐妹算进来。随着家庭的缩小，“兄弟姐妹”这个词的含义也扩大了——许多年轻人认为堂/表兄弟姐妹是同胞兄弟姐妹的替代。

社会如此剧变，人们也一直在关注年轻一代会是什么样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外国和中国的媒体都报道了被宠坏的独生子女，他们/她们被称为“小皇帝”。与美国的千禧一代一样，中国的年轻人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但他们的网络世界被政府的互联网审查和封锁系统——“防火墙”鲜明地划出了界限。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爱国主义教育加强，而习近平也将权力巩固到了毛泽东时代以来前所未见的程度。2018年，宪法被修改，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这使习近平有可能成为终身主席。一些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被称为“小粉红”，因为他们有狂热的国家主义信仰。

在我的事上了微博之后，社交媒体上的大多数评论似乎都对这种攻击持批评态度。一个微博用户写道：“这一代的年轻人太糟糕了。”另一个人用英语回应说：“真正的问题是老大哥。”一些人提到了习近平，尽管在中国的审查制度下，他们避免直接写出主席的名字：

主要原因不是老师能不能反对学生的想法，而是没有人能反对 。

我在大二时上了一堂诗歌欣赏课。在课上，老师当着100多个学生的面讽刺***，也没出什么事。后来，每个教室的天花板上都安装了麦克风。

第二天一大早，我的系主任打来电话。他听起来忧心忡忡，要求我到学校与院长见面。我当时在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Pittsburgh Institute，简称SCUPI）的英语系任教。这种项目被称为混合项目：中国工科学生在成都校区学习两到三年，用英语授课，然后可以申请在匹兹堡大学或其他外国大学完成学位。我所有的新生都来自SCUPI，尽管我的非虚构写作班上也有来自其他科系的本科生。

目前在中国，这样的混合项目大约有40个，这反映了中国教育界的另一个重大改变：在九十年代，中国学生很少出国，我在涪陵教过的两百多个年轻人中，据我所知没有人去国外留学；而当我去成都时，千禧一代已占中国护照持有者的三分之二。2019年，有37.2万中国人在美国留学，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支付了全额学费。对美国方面来说，金钱已经成为了与中国合办混合项目的主要动机。

不过，SCUPI 在政治上并不“混合”——匹兹堡大学不能为成都的项目制定政治准则，所以从法律地位上看，成都的 SCUPI 项目完全在四川大学的管辖之下。最近，当我联系匹兹堡大学询问 SCUPI 时，对方的答复让我想起了中国的大学：起初，匹兹堡大学的发言人似乎很愿意帮忙，但在多次拖延之后，拒绝了我的询问请求。

SCUPI 的学生和其他本科生一样，需要学习必修的政治课程，老师们也要接受共产党的监督。微博上关于我的贴子出现后，我知道学校的党政干部会对此进行调查，所以我找到了引发这次攻击的材料——它们来自我对一名新生的议论文草稿的批改意见。我将这些材料发送给了系主任。

作为中国的教师，我对议论文有一种特别的恐惧和厌恶。90年代，我的学生们发到了一本《写作手册》。这是一本政府出版的书籍，其中“议论文”部分的范文题为《三峡工程是有益的》。反驳段落列举了一些反对三峡大坝的理由：被淹没的风景、失去的文物、地震的风险。“这些担忧和警告很有道理，”文章写道，然后使用了一个过渡句，“但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

由于各种原因，我认为这篇文章很难教。首先，没有人被允许争论三峡大坝的问题。涪陵是将受到大坝影响的地区之一，在该市的低洼地区，政府画了红线，标明了未来水库的水位。而三峡大坝这个主题也被画上了红线——当时，中国的科学家不能公开撰文反对这个项目。

这个过渡句，小得不能再小，却占据了我大量的精力。中国的传统教育强调模仿范文、背诵文学短语，而我的涪陵学生们也勤勤恳恳地将这个过渡句纳入他们的议论文中。它还感染了其他的作文：个人叙事、对话、文学散文。我可能正在读一篇关于《哈姆雷特》的作文，突然一个比波洛涅斯（译注：《哈姆雷特》中一个说话烦人的角色）还要刺耳的声音响起：“但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这句话来自一个中国成语。我一遍又一遍地试图解释，这个短语在英语中听起来有多糟糕。

二十多年后在四川大学，我收到的新生议论文中，偶尔还会冒出这个短语。此外，很多主题依然是论证的禁区。对一个去而复回的老师来说，这是一个谜：为什么中国经历了如此多的社会、经济和教育变革，而政治却仍然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在大一的英语课上，没有人表示取消主席的任期限制是个坏主意，也没有人认为新疆的再教育营应该被废除。在敏感话题上，一个学生即使支持政府的立场，也不能对另一方的立场进行充分反驳。而老师常用的教学方法——即在批阅议论文时扮演“魔鬼代言人”（译注：即提出可能的反驳意见促使人们思考自己的观点）——也有了风险。

我教的一名大一新生——就叫他约翰吧——提交了一篇议论文的草稿，论证政府有必要限制言论自由。他写道，“在一个文明的法治国家”，公民不允许发表质疑国家主权的言论。我对此做了评论：

你说在一个文明的法治国家，人们不允许发表挑战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的言论，这是不准确的。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国家，等等，任何人都可以发表声明，声称国家的某些地区应当独立。

而在微博的帖子里，我的这条评论变了样子；

课上学生给speech（译注：演说），提到说国家的主权不容侵犯。

何伟问，怎么不容侵犯，在魁北克在德克萨斯在加州在苏格兰，人们天天侵犯自己国家主权。

帖子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发帖者利用我评论中的细节编造了其他事情，创造了这样一个场景：我在课堂上咄咄逼人，为了反对中国政府而对学生进行威吓。这个微博账号是匿名的，而且很快就被删除了——可能是被审查人员删除的。读了这个虚构的争论，我想起那个大一新生的教室是我教的几个课堂里唯一没有监控摄像头的地方。没有任何数字证据可以证明这场争论没有发生。

在课堂上，约翰很安静；他的成绩在班里处于中等水平，我们两人从来没有过不愉快的互动；我对这个班级的印象也很好。这件事是他做的吗？还是班里的其他人？或者是大学里的其他“小粉红”？或是一个安保人员？我无法断定这个微博帖子是笨拙还是狡猾——它显然不准确，但又似乎是故意为了吸引最大的注意力。

在批阅作文时，我确有一条评论对共产党有所批评。在约翰的作文中，他提到言论自由并无必要，因为政府总是能以准确和及时的方式向公民通报重要事件。在我批改论文的那天——2019年12月7日——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马上就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我的评论中提到了2003年的 SARS 疫情，当时中国政府被指控隐瞒了真实的感染人数。那年四月，北京的一位医生告诉《时代》杂志，仅他所在的医院就有60个病例，而官方公布的首都病例数只有12个。我提到了“吹哨人”和记者的作用，并写道：

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媒体的职能之一是报道政府可能想隐藏的事情。我们在无数个国家反复看到，官方信息并不总是及时或准确。

在涪陵的课堂上，我印象最深的一些时刻，就是当我的发言触及了中国历史或政治的敏感点的时候——即使只是隐晦地触及。在这样的时刻，教室会陷入沉默，学生们会盯着他们的课桌看。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而这种反应也传染给了我——看着那些低下的头，我心跳加速，脸在发热。最初，我认为这是我感觉最像“外国人”的时刻。但我逐渐意识到，情况恰恰相反：我的身体所经历的正是中国年轻人熟悉的反应。共产党创造了一种强烈的氛围，使得政治影响了身体。

我在成都教书的头三个半月里，还没有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我更善于使用外交辞令说话。但中国人有许多敏感点，任何外国教师都难免会触犯。最近，一位非虚构写作课上的学生告诉我，2019年10月，当莱斯利到我的班上谈论她作为记者的经历时，随口说了“中国和台湾”这个短语。她无意中踏入了禁区：这两个专有名词可以通过历史、文化、地理、政治连起来，但绝不能用“和”这个连词连起来——即使仅仅是在语言上将它们并列，也意味着它们是分开的。

两年后，我的学生回忆说，当时有几个人互相对视，一个同学小声说要不要纠正这个短语。但学生们最终放过了它。莱斯利和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词。在我被告知此事后，我们都不记得当时是什么语境了。我相信我肯定也打破了许多其他类似的禁忌。如果是以前，我肯定能感觉到自己“犯忌”了——但不知为何，这些学生比涪陵的学生更能控制自己的外在反应。但他们还是被训练得像老鹰一样，对这类短语保持高度警惕。

在四川大学，所有本科生必须上半打的政治课。我在涪陵的学生也有类似的要求，但从那时起，共产党的历史又增加了二十年，现在的课程名称似乎越来越长：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如果你觉得这些标题很笨重，那么当你打开课本时，情况就更糟糕了：

只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具有基本内在性和针对性规范的重大任务，才能在实现这些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增强人民群众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不断展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这句话是我班上的一个新生引用的。他写了一篇议论文提出政治课改革。他的题目非常前卫，这使得研究非常困难。一天下午，他来到我的办公室。

“当我在百度上搜索时，我只能找到对我的论点的反驳。”他说，“我还发现有人说‘我不在乎是否被洗脑，只要它给我们带来好处’这样的话。”他认为，大多数有用的信息已经被审查员删除或被防火墙屏蔽。

在大学里，我得到了一份未被封锁的英文搜索引擎清单，并尽职地将其传递给了我的学生——尽管除了 Bing 之外，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份清单上的其他网站。它们听起来像不知名的摇滚乐队：Dogpile, Yandex, WolframAlpha, Swisscows, DuckDuckGo。但即使是这个“三流阵容”也面临裁撤：2019年秋季学期的第一周，学生仍然可以使用“鸭鸭走”（DuckDuckGo）引擎进行搜索；但到了第四周，防火墙已使其成为了“鸭鸭走了”（DuckDuckGone）。一个网站只有允许内容被审查，才能被访问，例如 Bing；或者它的流量太低，还没引起注意。

有时，新生会在我的办公时间出现，只是为了让我帮忙在谷歌上搜索一些东西。在离开美国之前，我订阅了一个VPN，许多学生请我帮他们注册同一服务，但我不知道在没有海外信用卡的情况下该如何操作。中国国内也可以在微信上找到VPN供应商，但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大一新生常觉得害怕，因为这种服务在中国是非法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了解到，对新生最好的建议是让他们与高年级学生交流。除了必修的政治课外，学习如何翻墙，也是四川大学这个中国排名前四十的大学里的必修课程之一。我教的新生中似乎很少有人翻墙，但许多大三和大四的学生显然会使用谷歌和其他被封锁的网站。许多教授有技术人员帮忙设置VPN服务，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我的一个主修文科的大三学生，把这件事描述得几乎像一个游戏。她告诉我：“每当教授们在课堂上要求我们谷歌一些东西时，一些学生就会问，‘我们没有VPN，怎么谷歌？你能告诉我们怎么用VPN吗？’教授就会说，‘对不起，我们有技术支持，但我们不允许告诉你。’”

在我的非虚构写作课上，一位名叫伊迪（Yidi）的大四学生描写了她的VPN“贩子”——那是伊迪选择使用的术语，买VPN就像采购毒品。“我已经在微信上给他付钱[购买VPN]一段时间了，所以我想弄清楚他是谁。”她提出这个项目时这样告诉我。 VPN 贩子同意接受采访，这时伊迪才了解到，他既不是一个老练的罪犯，也不是一个技术人员。他在欧洲读研究生并且开发了一门线上艺术史课程，在那里他习惯了自由的互联网。回到中国后，他四处寻找VPN服务，然后意识到建立这样一个业务有多容易。这个故事并不新鲜：用户变成了贩卖者。

当伊迪问及该业务的运营成本时，VPN 贩子回答说：“如果我告诉你，你可能会要求退款。”但他还是继续说：每年花三百元，也就是不到五十美元，他可以在海外租一个Vultr虚拟私人服务器（即VPS），满足多达五十个中国客户的需求，而每个客户需向他支付三百元的年费。然后他扩大规模：五十乘以三百，减去最低限度的成本开销；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扩大很多倍。

伊迪是班上最好的作者之一。她的声音轻快而有趣；她的故事并没有引起惊讶或愤怒。学生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各种矛盾的信息。大学一边要求他们必修习近平思想，一边默默鼓励他们与非法的VPN贩子做生意，他们并不惊讶；VPN 经销商竟然是搞艺术史的人，他们也不惊讶。伊迪写道。

这项业务是在微信上运作的，而微信是世界上监控最严格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我担心这种做法相当于在国际妇女节那天在公共交通系统分发反性骚扰传单。但我的VPN贩子驳斥了这种想法：“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正在绕过这堵墙，你认为国家会惩罚所有人吗？”

这位经销商夸大了翻墙的人数，但他的观点是，共产党希望防火墙存在漏洞：从事出口业务的人需要访问“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和其他有用的工具，学者和研究人员则需要全面访问互联网。伊迪认为，她在四川大学认识的学生中有一半以上使用VPN，这与我听到的其他估计相似。而在整个社会中，特别是在中老年人中，这个数字要低得多。2017年，我调查了一些我以前教过的涪陵学生，问他们是否使用VPN，三十个人中只有一个回答是肯定的。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麻烦和费用阻碍了翻墙。但翻墙在年轻人和上层人士中更为普遍。伊迪的VPN贩子告诉她：“这是一个好生意，中国的灰产市场。”

当我与川大匹兹堡学院院长邱民京会面时，学校的党政官员已经询问了我的一些学生。邱院长告诉我，学生们都说他们从没有见过类似微博上说的那种课堂交流。

在四川大学的混合项目中，邱院长代表匹兹堡大学。他来自台湾，现在是美国公民。他在美国起初担任工程学教授，后来成为一名行政人员。他没有直接参与任何党政调查，但官员们向他传达了调查结果。在我们的会面中，邱院长告诉我，官员们对此事原委并不像微博所述而感到满意。（邱后来声称他不知道任何调查。）

我带来了约翰的作文还有我的评论，但邱院长说这不是问题，至少现在还不是。重要的是，没有人正式启动举报程序，向政府提出投诉。因为一些中国和外国记者就此事与我联系过，我问邱院长，如果我说我没有被举报，是否准确。邱院长说是的。在我发表未被举报的声明后，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话题渐渐平息。

当月，我所在的院系就此事与四川大学的一名党政官员进行了一次会议。我解释了发生的事情。一位美国教授提问，在我们的课堂上是否有明确禁止讨论的话题。作为回应，这位党政官员用英语宣读了一份声明：“禁止的内容包括露骨或侮辱性的性题材，可能不被普遍认同的政治观点，宣传或贬低某些教义的宗教材料，以及政治敏感的话题。”

这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做法——保持模糊，以便更广泛和灵活地行使权力。这位美国教授再次发言，他说：“有时我们进行讨论，学生自己也会提出话题。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个似乎是越界的话题。我们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打断他们？”

“最好不要谈，”这位官员回答，这次是用中文，“因为这仍然是一个中国学生。你不知道那个学生是否会‘翻过来’。”——指把事情颠倒过来。

在这些会议中，没有人说我做错了任何事；但也没有人告诉我，教师的私人评论被扭曲、并被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是不是违规。或许官员们与约翰交谈过，或许他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一般的做法是若无其事，假装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于是在微博攻击事件发生五天后，我再次为约翰和他的同学们上课。我们的课程仍然剩下三周的时间。

当我与那位因在课堂上播放艾未未纪录片而被处分的法学院老师讨论“举报文化”时，他解释说，恐惧来自两个方向：学校管理者害怕学生会做什么，也害怕更高级的官员会做什么。由于故意不定义什么是违规，结果也难以预测。纪录片事件发生后，他的系主任迅速向上级保证，他将对该教师进行处罚。不过，处罚相对较轻。该教师被勒令停止教那门课程，但仍被允许继续教授其他课程。他告诉我，一个大丑闻会对所有人不利。他说：“他们[从轻处罚]是在保护我，也是在保护他们自己。”

这位老师提到了利用学生作为“信息员”的做法。这不是什么新闻：在我参加和平队的时候就曾被告知，几乎肯定有一些学生负责记录追踪课堂内容。1997年，一名和平队的志愿者与一名出租车司机发生争执，被带到了警察局，和平队的一名管理人员也被叫去了。在审问过程中，警方显然有该志愿者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在课堂上发表的所有敏感政治言论的记录。

但我们从不知道这种监视是怎么进行的。即使在二十多年后，我与一些涪陵学生关系很好，也从未听任何人提起监控的事。我的印象是，共产党招聘学生进行这类工作时非常精明，绝大部分学生都在这个系统之外。而且，学生们没有什么动力就此提出问题，反而有很大的风险。我的一个偏自由主义倾向的川大学生告诉我：“要想知道[监控是怎么进行的]纯属浪费时间。这就像跟着一个线头，而那个线头连接到一个巨大的挂毯——这就是我对监控摄像头的感觉。我数了数我家附近的东门大桥地铁站的监控设备，轨道层我看到15个摄像头，转门处有47个，自动扶梯上有38个，总共有一百个摄像头，更不用说每个地铁车厢里的两个摄像头了。谁在监控这些东西？”

法学院的老师则是只听说他是被好几个学生举报了，但他不知道是哪些学生。他说他不会对任何个人感到愤怒。“他[举报者]不知道他的思想正在被奴役，”这位老师说，“我只是对这个系统感到愤怒。”

在微博攻击事件后，我重新来到教室。约翰独自坐在后排的位置。当我向学生们打招呼时，他没有看我。

我们原定讨论《动物农场》，但我决定将奥威尔作品的讨论推迟一个星期，直到我更加了解这个班级的情况。那天，我们讨论了一些作文样本，然后做了一个编辑练习。一切似乎都很正常，但约翰并没有参加讨论。我无法判断他是否在故意避开我的目光——他一直都很害羞。

听到下课铃声，我松了一口气。有几个学生似乎对我们没有谈论《动物农场》感到失望，下课后依然在教室徘徊。一个男生说，他发现这部小说比《1984》更让人沮丧。“温斯顿有他的幸福。”他说，“至少他在一个时刻是幸福的。而动物农场上的动物们连这个时刻都没有。”

另一个学生提到了《美丽新世界》，评论说赫胥黎的虚构社会与奥威尔的虚构社会完全不同。“但结局是相似的，”他说，“也是非常负面的。”

“老大哥，”第一个男生说，“有些学生想成为老大哥。”

约翰还在教室里收拾他的东西。现在我小心翼翼故意不往他的方向看。

“那你呢？”那个男生对我说，“你想当老大哥吗？”他语气轻松，然后笑了；我不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中国封禁、封锁、审查了许多东西，但乔治奥威尔的小说并不在封禁名单上。去年，当我进入新华文轩——成都市中心由共产党监管的最大的书店之一时，第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二十本记录习近平的职业生涯和理论的书籍，细致到令人头皮发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扶贫故事》、《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宁德》……而在不到30英尺远的地方，另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一叠以“反乌托邦三部曲”为卖点的书籍：《1984》、《美丽新世界》和《我们》（这本小说由叶甫盖尼-扎米亚京写于1920年左右，随即在苏联被禁）。附近的天花板上挂着一个摄像头；奥威尔作品的封面上写着：“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老大哥在看着你。”书店里还有《动物农场》，以及《1984》的另一个中译本。2021年，超过二十万册的《1984》和十万册的《动物农场》中文版被售出。

我的许多学生在高中时就读过奥威尔，他的作品在四川大学的各种课程中被教授。在微博攻击事件发生后不到两周，另一个系的学生邀请我参加他们的“1984”戏剧表演。当我进入讲堂时，教授热情地招呼我；他要求我不要提及这个班级的名字。我坐在大厅的后排，靠近一个摄像头。前面还有一个摄像头。

课程任务是，给《1984》这部经典著作一个新的诠释。戏剧开始时，一些男生和女生表演了“两分钟之恨”，大喊中国式的诅咒，让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时的批斗会：放屁！羊脸的猪！羊脸的骡子！之后，戏剧重点放在了朱莉娅身上，她是温斯顿-史密斯的情人。在小说中，朱莉娅是一个性感、缺乏知识的形象，她只是讨厌国家的控制；但四川大学的学生们把她变成了党的秘密特工。她被指派去诱捕温斯顿，但在执行任务时，她无法阻止地爱上了他。当她看到温斯顿在酷刑下迅速供出她时，她的感情被击碎了。此后，她再次为国家献身。戏剧的结尾，党确定了一个新的目标，那人有一个中国名字。“朱莉娅同志，祝贺你完成了这项任务，”她的上级说，“你的下一个目标是叶连科。”

我以前并不认为《1984》还能变得更加黑暗，但川大的学生们做到了。事后，其中一位编剧告诉我，她扩展了朱莉娅的角色，因为原来的角色似乎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她认识到小说中有厌女的痕迹。总的来说，我的学生们是奥威尔的好读者。在学习《动物农场》单元时，学生们写了自己最认同的人物。一个常见的选择是驴子本杰明（Benjamin），他对新农场持怀疑态度，但对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

正如中国的一句老话，祸从口出，这意味着一个人的所有麻烦都是由他的舌头造成的。我们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只手，但只有一张嘴，这告诉我们应该多观察，多听，多做，少说。

一些学生则认同拳击手（Boxer），那匹忠实而愚钝的马，劳碌不停，至死方休。

我也是一个没有独立思考的人。我经常相信别人对我说的话，而且我总是在没有任何思考的情况下听命行事。如果我是农场里的动物，我就会相信雪球和拿破仑等领导说的话……也许我会被拿破仑洗脑，然后对拿破仑言听计从，最后则被拿破仑出卖。

学生们对自己诚实得残酷。他们写得也很好——当我联系他们，询问我是否能引用他们的作文时，一些人对文字做了编辑，但内涵还是我当初收到的那些。在他们身上我很少看到“小皇帝综合症”的迹象——这种毛病似乎主要是基于西方人对独生子女社会的想象。首先，我的大多数学生独自相处的时间少得出奇。中国的学校通常有额外的校内学习时间，而且我的许多学生高中时都住在宿舍里，这种做法在中国很普遍。

如果说我的学生被“宠坏”了，那主要是指他们拥有一切可能的机会来补习功课。这在中国家庭中很典型：额外的资源被用于教育。在一个非虚构写作的课堂上，我问学生在中学期间花了多少时间在辅导课上，平均数字是每周六个半小时。有关童年的作文，经常描述魔鬼级别的竞争。一个男生写道，在三年级时，他参加了一个有六百个人申请的数学补习班。一场考试很快就把这批孩子减到了60人，他们被分为A组和B组。从那以后，补习班开始了一系列无休止的考试，孩子们被不断地降级和升级，就像在参加英超联赛。

一切都归结于数字，因为这就是高考的原则。当一个学生申请大学时，高考分数是最重要的——不需要老师的推荐，也不需要课外活动的清单。川大匹兹堡学院的一个吸引力是它的高考分数线比其他院系低。2019年秋季，要进入匹兹堡学院，四川省的学生需要632分（满分750分）；下一档分数线是649分，学生可以进入一些不太著名的专业，包括水资源、卫生检验和检疫、马克思主义；英语专业是660分，经济是663分，数学是667分。川大的网站上列出了这些数字，并据此衡量了各个专业的地位。校园中最高级的精英——四川大学的婆罗门——都在口腔医学院。起初我感到很困惑——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在乎口腔医学？但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的口腔医学被公认为是全国最好的，进入其临床医学专业需要696分的优异成绩。其他本科生则对口腔医学院的学生很反感；我的学生们说口腔医学生自成一体。如果被问及专业，口腔医学生可能会腼腆地回避直接回答，就像一个哈佛毕业生会说他是在“波士顿”上的大学。

我的大多数学生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高考的创伤。有几个学生描述自己曾有自杀的念头；一个男生写了一篇文章讲述自我经历，他曾因压力过大导致心脏疾病而住院。2020年，我在一个新生班上问学生们得知自己的高考成绩后有什么反应，18人中有17人说他们很失望。莱斯利和我有时开玩笑说，在美国，每个孩子都是赢家；在中国，每个孩子都是失败者。

然而，学生们普遍支持中国的[教育]制度。每个学期，我的新生班级都会就“高考是否应该进行重大改革”进行辩论，而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许多人在议论文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2020年春天：“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们应该辩证地对待高考。总的来说，它的优点远远超过了缺点。”）一个主要原因是，数字不容腐败——四川首富可以买到保时捷，但不能买到他的孩子进入川大口腔医学院的通行证。而且，尽管还年轻，许多学生都是现实主义者。在我的非虚构写作班上有位学生英文名叫萨林斯坦（Sarinstein）——他创造了这个名字，因为他敬仰萨特和爱因斯坦；他在作文中描写了一个10岁的小学男生。他观察到，在小学教室里，这个男孩和他的同班同学们根据考试的成绩从前到后就坐。萨林斯坦写道。

中国的制度无法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无法关心一个人的全面健康成长……我们的教育系统只是一台机器，帮助庞大而有些笨重的中国社会运转，为整个社会不断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这很残酷，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这可能也是最公平的选择。一个不令人满意的妥协。我还没有看到或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

他们经常使用“内卷”一词，来形容激烈竞争产生的收益递减。他们认为，“内卷”在一个广阔的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在一次写作任务中，一位英文名叫米洛（Milo）的工程系新生去了一家重庆汽车零部件厂，他八年前为了一个小学项目也曾访问这里。这一次，当米洛采访老板时，对方外表的衰老让他感到震惊。老板解释说，如果要生意兴隆，就必须经常出差，并与客户进行许多酒宴饭局。“我没有时间照顾我的家人，”他告诉米洛，“我的孩子不理解我，甚至不喜欢我，因为我很少回家。还有，在喝了这么多酒之后，我有时会胃疼得厉害。”

在工厂车间，一位工头对米洛说，由于自动化，劳动力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米洛将他的文章命名为《告别了，老工厂》，并总结道：

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必须尽全力跟随世界的潮流。这是一个多姿多彩的迷人世界，也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世界。如果你不够好，就会被淘汰，没人会给你一丝怜悯。

在我的第一本书《江城》（River Town）中，我描述了我的涪陵学生们“孩子般的羞涩”。他们看起来很稚嫩，因为他们正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代现当代中国人都是如此。一次又一次，年轻人们进入急剧变化的时代漩涡，无论是战争还是革命，政治还是经济。

但我在四川大学的学生们都是“老人”。他们知道事情是如何运作的；他们了解这个系统的缺陷，也了解它的好处。他们进入的就是他们的父母曾经工作过的环境：几代以来第一次，中国在一个比大学生的记忆还要长的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和繁荣。当他们写到父母那一代，写到他们有一天会继承的社会时，他们可以完全冷眼旁观。

我的父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我认为他们现在属于中国的中下阶层。他们的特点是坚定的爱国主义和漠然的犬儒主义。他们强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通过赞美中国政府，而是通过批评外国政府。他们拒绝使用苹果产品，拒绝去日本旅行，并认为特朗普疯狂和充满恶意。然而，他们也很少热情地崇拜中国。他们目睹了中国官僚机构的腐败以及社会上的不公正，他们也无法纠正这些问题。所以他们总是说：“事情就是这样。”……

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互联网时代，对中国和西方观念之间的冲突感到困惑和某种程度的沮丧。关于自由和理性的宣传在互联网上盛行，而关于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则在教科书中盛行。年轻人大多被前者所吸引，但为了考试和找工作，他们应该牢记后者。在中国的实践中，更多时候，后者更加有用。

读到这样的文字，我感觉心痛，但很受鼓舞：即使是描述情况，没法提出简单的解决方案，也是一种自主权。尽管有令人窒息的政治气候和压力繁重的高考制度，中国的教育系统还是培养了不少能够观察和分析、思考和写作的人。

在四川大学，我再也没有过类似约翰那次的经历。那次事件发生后一个多月，疫情使得校园关闭，我再没有见到约翰本人。最近，我联系了他，发送了一封长长的电子邮件和原始微博帖子的截图。几乎是即刻，约翰就回复了；几个小时后我们通过视频连线进行了交谈。

约翰告诉我，当他得知这次攻击与他的作文有关时，他感到羞愧难当。他说，2019年秋天时，他只听说我被举报了。约翰没有在微博上发帖，他也没有看到最初的攻击帖子。“我很抱歉。”他说。他不知道那些批阅评论是怎么公开的。

这几年来，我曾与一些有政治头脑的学生和教授谈论这一事件。一位认识约翰的老师告诉我，这个男孩看起来并不像“小粉红”。这位老师和其他人想象了同样的情景：其他学生看到了这篇文章，或者听说了其中的细节，然后发了攻击贴。当我与约翰交谈时，他说他向室友提到过一些我的评论；他还曾把论文带到学院的写作中心，所以其他学生和辅导员可能看到了它。从约翰的表情和他的整体反应来看，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实际上，在你对论文提出评论后，我有点不高兴。”他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评论，如果我们不考虑政治的话。但我不得不考虑政治，因为我处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你的评论是反传统（主流）政治的。”

我问他现在是否会有同样的反应。

“是的，”他说，“并不是说这些评论是错的，只是我的感觉还是这样。”

对许多学生来说，疫情中的经历似乎证实了一个普遍的想法，即中国制度的好处大大超过了它的缺陷。在作业中，一些学生对政府最初的掩饰和错误做法表示了愤怒；但他们也认为，在经历了早期错误之后，能够大幅调整方向、将死亡人数控制在最低限度，中国是世界上能做到此事的唯一大国。他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不认为他们愤世嫉俗。在几个学期中，我问过一百多个学生，他们是否预期自己这一代人比父母那一代人有更好的生活，百分之八十三的人说他们有这样的预期。

“小粉红”现象似乎被社交媒体放大了。我并没有在课堂上观察到那么多“小粉红”。根据我的经验，二十五年前的中国学生比今天更加国家主义，（对现实的？）意识也比今天差得多。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李春玲对中国年轻人进行了许多大规模调查。在她的《中国青年》一书中描述了一种现象，即高收入、高学历与国家认同和入党意愿的降低相关。但李春玲强调，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持有不同政见。她写道：“他们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比中国目前的制度更好。但他们认为立即建立西式民主秩序的价值不大，因为中国的现状需要目前的体制。”

李春玲还写道，对于教育程度高的中国年轻人来说，“简单的宣传式教育不会有效果”。在四个学期里，我不记得有任何学生在课堂上提到习近平。我最近审阅了五百多份学生论文，发现只有二十二次提到习主席，而且通常是顺便提到。毫无疑问，（对政治的）恐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学生们似乎也确实与这位领导人感觉疏离。与在涪陵的时候一样，我经常给新生布置一个作业，要求他们写一位他们敬佩的公众人物，在世或去世、中国或外国的都可以。在涪陵的时候，毛泽东是最受欢迎的选择，但川大的学生们更倾向于写科学家或企业家。在65名学生中，只有一人选择了习近平，与Eminem（译注：美国说唱歌手）、Jim Morrison（译注：美国摇滚歌手）和乔治华盛顿并列。选择华盛顿的学生写道：“我最敬佩他的原因是，他自愿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权力。”

2021年4月初，我的教学合同没有被续约。疫情开始以来，邱民京院长一直在美国，他通过电子邮件向我通报了这个消息。首先，他说川大匹兹堡学院找到了其他候选人，但当我向系里核实时，被告知没有进行任何招聘——因为疫情，让外国教师进入中国非常困难。在我再次写信给院长后，他补充了另一个理由，说是中国有规定不让大学延长像我这样的短期合同。我提出可以签长期合同，但他拒绝了，没有解释原因。最近，我写信给邱院长，他在电子邮件中则回复说他太忙，无法接受采访。（事实核查人员联系他的时候，邱院长声称我从未表示过有兴趣签署长期合同，并且说在疫情之前，他已经计划要另找人取代我）。

疫情期间，“小粉红”和其他人继续不时地在社交媒体上对我的文章进行攻击。四川大学的两位教授告诉我，中层管理人员不得不对此事件向上报告，据说这是我工作结束的原因之一。（邱院长和一位大学的前官员则声称，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报告。）教授们还告诉我，高层并没有人直接下令不许与我续约，但因为这个系统造成的紧张，人们宁可错杀一千不愿放过一个。“天威不可测，”一位教授解释说，表示最高当局的态度并不明确。“你必须猜测具体的指令究竟是什么。”

6月底，在我的妻子和女儿们飞离中国前不到一周，四川大学外事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要求与我会面。这位官员告诉我，如果我留下来，学校会很高兴，而且欢迎我申请另一所学院内的职位。他说，拒绝续聘的决定是邱院长一人作出的。“他并不了解这里的整个情况。”这位官员告诉我。（后来，当一位事实核查员联系他时，这位官员否认了自己曾这样说过。）在我看来，这是该系统有效运作的另一种方式：在这种混合安排下，赶走美国教师可以归咎于美国机构的决定。

当我教的最后一班新生阅读《动物农场》时，我要求他们重新想象四川大学的故事。在一个男生的版本中，一群学生占领了校园，攻占了行政部门的中央电脑室，希望改变成绩，却发现安全摄像头仍在运行。另一个英文名叫卡尔（Carl）的男孩描述了一场学生成功驱逐教授和大学工作人员的叛乱——之后，所有学生都是平等的，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没有老师，不守纪律的人完全放弃了学习，而自律的人则每天更加努力，尤其是华西口腔医学院的人。虽然他们说（入学）没有歧视，但在高考中，匹兹堡学院的学生比川大其他学院的学生要差15分左右。

卡尔故事的结尾，口腔科的学生们踏上了成功的职业生涯，而其他学生却没有找到工作，从而破坏了大学的声誉。

在教授奥威尔时，我经常思考为什么这样的书不被认为是对共产党的威胁。在反乌托邦三部曲小说中，未来社会都会通过各种方法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来控制个人：《1984》中持续的战争和对历史的改写，《美丽新世界》中的性和迷幻药，《我们》中对人类想象力的手术切除。但这些书都没有预见到“竞争”在维持一个长期的专制国家方面有多大的作用。在中国，国家主义宣传可能对儿童和底层的一些人很有效果，但人们默认，这种宣传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会那么有效。而这些人，只要有机会改善他们的生活，就不太可能反对当局。而且这个系统不需要像《1984》里描述的那样被密封起来。绝大多数出国的中国留学生会选择回国——对他们来说道理很简单，不应该因噎废食。如果他们真的害怕噎到，就会选择留在美国。

此外，某种程度的竞争也是转移注意力的有效手段。对我的大多数学生来说，最大的忧虑不是教室里的摄像头或其他的政府控制工具，而是他们周围那些有才华的年轻人。2019年10月，当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时，我问学生这个节假日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一位新生写道。

节假日意味着别人出去玩，而我在学习。这是我相对效率最高的时候，我可以比别人学得更多，我会获得更高的绩点（GPA）。节假日是我在学习上赶超同学的最好时机。

在四川大学，有一份独立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学生自营刊物，《常识》。刊物成立于2010年，刊名部分是向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致敬。不知何故，《常识》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中幸存下来，尽管它不再有纸版，文章不再署名，也不再有撰稿人名单。在我在川大最后一个学期里，最突出的报道是对校园内一名学生突然死亡事件的调查，以及一名本科生因食堂食物质量低劣而试图起诉大学的专题。该杂志的一些记者曾上过我的非虚构写作课程。

在我离开大学的前一周，我在校外与该刊物的编撰人员会面。大约有二十名学生，几乎都是女生。这是大学生活另一个非“奥威尔式”的方面。《1984》说：“总是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是党最盲目的追随者，是口号的吞食者，是义务的间谍和非正统思想的检察员。”但根据我的经验，女学生似乎没有男学生那样国家主义，我怀疑她们也更不可能去举报教授。

在会面时，《常识》的编撰人员问我对今天的年轻人有何看法。我提到了激烈的竞争；还有，我的学生对自己生活其中的系统的理解和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不知道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我说，“也许这意味着他们会想办法改变这个系统，也许他们只是会想办法适应这个系统。你们怎么看？”

“我们会适应的。”有人说。还有几个人点头。

“愤怒很容易，但忘记也很容易。“另一个女生说。

第三个女生，也是这群人中最小的一个，说：“我们会改变它。”

华为混淆两个鸿蒙操作系统

来自：https://www.solidot.org/story?sid=67944

 

 

 华为正式发布了鸿蒙操作系统，但它没有明确说明的是它其实有两个鸿蒙，这两个鸿蒙事实上是完全不同的：其一是针对物联网和智能手表的鸿蒙，它是基于华为开源的 LiteOS；第二个鸿蒙是用于智能手机和平板，它是基于 Android 源代码（AOSP），使用 Linux 内核，因此华为的智能手机能从 Android“升级”到鸿蒙。两个不同的操作系统使用相同的品牌肯定会造成混淆，但这给华为对鸿蒙的诠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华为高管曾强调鸿蒙没有拷贝 Android 一行代码，这一声明适用于物联网版本的鸿蒙，但不适用于智能手机版本的鸿蒙。与此同时，华为消费者业务软件部总裁王成录告诉德国媒体，手机版的鸿蒙是基于 AOSP，它遵守了开源许可证规定，履行了相关责任义务。从华为的演示看，手机版的鸿蒙使用了 Android 11 的代码。

前几天去泉州体验了一把白名单

来自：https://v2ex.com/t/851473  （存档）

 平时手机 24 小时开着 trojan ，绕过大陆 IP 模式。手头有 6 个节点，包括香港、日本、新加坡、非洲、泰国

前几天去泉州，高速路上一边睡觉一边听油管节目，因为是油管会员，可以后台播放。在高速路上节目突然停了，以为是信号不好，一看信号满格，百度秒开；以为是节点挂了，换了 6 个节点都不行。

偶然想起 V2EX 有人提到过泉州试点白名单，于是打开 ip138 ，一看，果然到了泉州境内，移动信号的 IP 也变成泉州。网上有人说，可以通过更改运营商归属地接入，让你在哪都是归属地 IP ，电话问了移动客服，不支持这个操作。

但是实在想继续听节目，高速路上无聊，于是切换到 SIM2 卡，一张澳门的卡，大陆和澳门流量共用，油管是可以继续访问了，但是提示 Premium 不支持该地区，无法后台播放，于是只好即开着 SIM2 又连着香港 trojan ，卡流量只有 2G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以上提到的是移动网络无法连接 trojan ，到了酒店，是泉州电信，同样都无法连接，看来白名单是全运营商生效的。

好奇白名单的机制，于是浏览器打开 trojan 域名，确实无法访问，但是直接打开 trojan 的 IP 却可以，那白名单机制应该是域名吧。

于是尝试用备案的域名解析上述 IP ，依然无法访问，看来备案并非自动白名单。

既然 IP 可以访问，那 ssr 应该可以吧，试了一下还真行，不过帅不过 5 分钟 IP 就废了，据说这个协议已经可以被主动探测。

由于很少去泉州，没有继续深入研究。不过大概可以想到的解法是多增加一层国内服务器中转。

健康码：数字巫术与色彩政治

来自：https://freewechat.com/a/MzU1NzQ0MTk3Mg==/2247486894/1 

本文提纲

○    引 子
一、健康码与一种新的生活制度的诞生
二、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源文件”
三、数字鸿沟背后的权力范式转换
四、驯服与被驯服之间
五、数字化的承诺及其背叛
六、数字治理之“蜜糖”与“砒霜”
○    结 语

算法之鞭不仅用落下来的痛感奴役它的使用者，同时也用挥舞它的快感奴役它的创造者。

引    子

2022年4月1日晚上深夜，湖南省衡阳市华新开发区的夜色跟往常一样并无二致，一位彭姓男子像这座城市的其他中青年一样走进了一间副食便利店，可能买香烟，也可能买槟榔。按照防疫规定，在进入店内扫描场所码后，他给店员出示了他手机上的二维码，显示为“红码”，店员大惊失色，男子随后迅速开车离开现场，店员慌忙报警。彭姓男子在2小时后被警方找到，并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彭某表示，所谓的“红码”只是出于好玩在网上下载伪造的，“想看看普通人碰见红码是什么反应”。4月1日是愚人节，彭姓男子可能认为“红码”只是一个愚人节玩笑，但是，疫情肆虐下焦躁惶恐的人们已不认为这只是一个玩笑，他也“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无独有偶，就在彭姓男子被行政拘留后的第5天，安徽阜阳市一位聂姓员工的健康码在所属地区静态管理后变为了“黄码”，按要求居家隔离。由于隔离期间不上班还能拿工资，聂某在健康码转绿、区域解除静态管理后仍想继续在家“躺平”。于是他通过一个网店商家购买了一个PS制作的假“黄码”，通过修改截屏的日期数据后发给了公司领导，表示按照防疫规定还不能外出上班。由于PS技术过于拙劣，聂某伪造的“黄码”在正式上班后被同事识破。随后，聂某被公安机关进行了行政处罚，而协助他PS伪造“黄码”的网店商家也被当地公安机关调查。

为什么“红码”一出现就引起社会性恐慌？为什么“黄码”会成为一种利益寻租的工具？显然，2020年初，杭州按照交通信号灯颜色显示规则首创的“红黄绿”健康码，在近三年的运行之后，已完成了极为细密、彻底与广泛的公众教育与社会动员，成为一种家喻户晓、有悖于正常生活秩序的社会化警示符号。在传统的色彩意像与话语体系里，红色代表“禁止”，黄色代表“警示”，而绿色通常代表“许可”。“红黄绿”三色的健康码本身也成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在每一个机场、商场、车站等出入口指导着城市流动的行为与方向。

当公共部门和企业在面对健康码的“主观性”（蓄意造假、伪造）变色的同时，而个体也在面对健康码的“客观性”（技术或管理原因）变色。2022年4月27日，杭州的刘先生在17:27:21发现自己的健康码赫然变成了“黄码”，而此时他正在自己的家中，最近几天的移动距离也只是家和单位的“两点一线”，他想不出自己被赋“黄码”的理由。而就在7分钟以后的17:34:29，刘先生的健康码恢复了正常，变成了“绿码”。没有人可以完整地回答这种“绿码”和“黄码”之间的跳转是如何造成的，如果是数据机器的自主识别，那既然被判断为“黄码”，为何随后又被纠正呢？如果是人为“拉库式”的后台干预，那并不符合“黄码”标准的刘先生为何会被“误伤”呢?还有多少这样被“误伤”的案例在其他城市上演呢？至少目前无人知晓。

 

忽黄忽绿的“全自动”健康码

图片来源：数旗智酷（dataflag）

曾有人将搜索引擎的搜索行为形容为一种祷告或占卜，每一次点击都犹如一种对神明的虔诚祈求与膜拜，而搜索引擎运算后扔出来的任何一个搜索结果，都像神灵给芸芸众生的开示。反观健康码，存在于部分城市的健康码其实已接近于这种意味，每天打开健康码就是看是否弹窗和是否变色，至于是谁在空中拨动了一下琴弦，让你的健康码弹窗或变色，没有人知道，只有命运之神似乎始终保持一种笑而不语、憨态可掬地看着你说：按照国家防疫规定，请您配合。当有人在向基层部门的居委申请解码的时候说“谁让你给我弹窗”，他们的回复是“我如果能给你弹窗，我就不在这混了”。很显然，来自数字空间的数据权力就像另一种意义的上帝——没人知道它是谁，但所有人都知道它就在那里。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在《人工智能与“人的政治”重生》中指出，人工智能带动的现代技术体系对“理性”与“责任”存在取代的危险：“理性似乎不再是人拥有的精神特质，而是人工智能的设定程序；责任不再是人们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自主判断，而是人工智能预设的行为因果链条作用的结果。在此，人基于理性的自我约束特质，被人工智能的秩序设计与程序挤压所替代。”

健康码不再只是一个独立的二维码，其背后包含的个人数据、社会情绪以及治理意义，已经成为一种从属于个人、但个人却无法掌控和抵抗其对生活带来的未知影响力。对“红码”的惊异与恐慌，对“黄码”所暗含的社会治理规范，以及对“绿码”“黄码”“自主切换”不可控的迷茫，这些现象以健康码的颜色正在被符号化运用呈现出来，无论对于公共部门还是对于个人，治理主体的理性与责任，和治理对象的理性与责任，都被人工智能设计的程序以及产生的结果所左右。

健康码的色彩符号在疫情防控中所展示出来的权力驯服与社会公众的权利屈从，逐步呈现出一种心照不宣、不言自明的制度威信与管治力量。并且，社会系统与市场环境对因为疫情防控导致的不可控形势而进行的包容性措施和福利型机制，成为一种缺乏规范的社会救济盲区，所以才会出现伪造“黄码”来骗取工资，或伪造“绿码”来获得自由出行与工作的机会。

本文试图从健康码的诞生、应用与演进过程出发，围绕我们对健康码的认识深度、应用实况与防控需求的重塑，梳理和剖析出健康码作为一种数字时代的治理工具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我们还试图回答，到底是健康码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在改变健康码？到底是健康码在赋能社会治理，还是公共权力在驯服健康码？当然，我们也试图进一步探究，在技术垄断主义与技术虚无主义并行的当下，健康码如何从开始由一种“无关健康”的非生理性数据指征，而真正成为一种影响社会肌理与个人生理变化的“超越健康”的数字势力？

01.
健康码与一种新的生活制度的诞生

健康码的诞生无疑是中国数字社会建构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对于政府而言，健康码作为来自移动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生态的发明，标志着政务服务与社会治理彻底从PC时代以URL网址为核心的信息分发与服务支点，正式转向以二维码为核心的新治理时代。自此，人不再是数字空间的“孤魂野鬼”，也不是数字账号与肉身游离的状态，依附于智能手机生态的微信、支付宝及政务App内的健康码本身也成为社会人的数字细胞，标识着人在疫情期间的社会状态。

对于公众而言，健康码无疑是一次全面而彻底的数字治理社会启蒙，它的易用性、强制性与可操作性，在无孔不入的数字防疫措施部署过程中，无论男女老少、高低贵贱、长幼尊卑，只要你有出行需求，你就有使用健康码的必要，而公众也首次真正直接感受到数字治理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在PC时代是远远不可想象的。PC时代的数字应用对识字率、键盘输入能力、设备操作能力等要求，就直接影响了公众接入数字生活的门槛，而健康码不需要。通过语音、刷脸、点击屏幕等交互，只需要你能拼写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你就可以快捷地接入一个庞大的数字治理网络。剩下的，你什么也不需要做。当弹窗或黄码降临的时候，你会主动去找到有关部门，或者，自然会有人敲开你的家门。

虽然2021年底的杭州曾爆出“开发了中国第一个健康码的男人失去了健康码”这样的“美谈”，但在健康码已成为一种“公共IP”的当下，要追溯健康码到底是先诞生在杭州，还是先诞生在深圳，这似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健康码均率先诞生在两款超级移动应用支付宝和微信上，这也说明，头部平台企业正在一座数字时代的城市瞭望未来的窗口与灯塔。健康码本身作为一种社会防疫的数字应用，为什么不是率先来自数字政府的内部应用或平台呢？互联网平台对用户需求的敏感性、海量用户产品的实践经验、云计算资源调配的机动性以及在管理开发流程上的敏捷性又一次呈现出优势。但是，不可回避的是，健康码诞生之初即是一款包含公共权利数据的应用“寄生”于互联网平台，其背后是为共同抵御疫情冲击而催生的公共权力与技术权力的一次“握手”。

就在2020年，在国内云计算战争正酣的时候，互联网平台企业满足于无偿投入帮助地方政府开发健康码的公益抗疫行动，并相互竞争“开城”数量。而地方城市政府呢？他们在被疫情冲击得晕头转向的时刻正是政府数字化转型关键期，在从产品、业务到管理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亟需互联网平台企业承担起从零到一的用户教育与风险缓冲。当然，从媒体报道来看，有的城市实现了“软着陆”，有的城市则是“硬着陆”。

健康码代表了一种社会治理权力的表达方式的转变。在一个户籍制度渊源流长的国家，对身份证、暂住证等的记忆都与跟门槛极高的政府机构打交道有关，都与盖章、签字、工本费有关。而健康码改变了这一切，相比于之前的任何政府颁发的个人证照，健康码实际成为了一种游离于公共权力触达半径之外，但同时又具有影响公共利益、具有公共约束力的管制手段。而这一切都是你自主申请完成的。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胡凌在《健康码、数字身份与认证基础设施的兴起》一文中指出，数字基础设施既具有技术层面，也同样是一套行为制度。这涉及社会主体和使用者调整行为惯习及其认知：学会操作、知晓何种信息被收集、应用，以及理解这一过程的社会价值。

疫情暴发之初，健康码的确成为一种取代“介绍信”、“出入证”的数字治理基础设施。而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演化和持续，健康码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流动滋生出新的问题。由于健康码成为一种地方防疫的关键基础设施，那么，一个差旅人士可能需要不断申领和下载所到之地的健康码，才能保证自己可以顺利穿行在各个城市的机场和车站。

面对“万码奔腾”、“五码分尸”的局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通过数据整合推出了统一的“防疫健康信息码”。而即便如此，我们依然看到在数据统一的国家版“一码”背后，各地城市的健康码依然活跃在数字防疫的第一线。从车同轨、书同文到健康码的“一码通行”，其背后有何差异？看似打通数据接口比修一条铁路要容易得多。但是，由于数字化具有对系统秩序、行政秩序与权力流程的渗透和“肢解”效应，本质上并非修改代码或界面那么简单。全国健康码互认、国家层面统一健康码的本质是，从数据出发对权力与治理风险的整合与统一。健康码的背后是——使用谁的健康码、采信谁的数据，其背后都关乎责任由谁承担。

健康码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商场、车站、公园、机场等公共场所，亮码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仪式。任何一个场所的工作人员带上红袖章就可以要求你出示你的健康码，这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生活制度。当每一个持有智能手机的人泰然自若地出示自己的健康码，像某种时尚的手势，而你不出示或没有健康码则很可能成为一种异类。此时的健康码将不只是关乎你个人的一种私人化应用，而是成为一种与公共安全相关的“隐私包裹”——大家都认为这是属于你的东西，但都要求你众目睽睽地打开给大家看看才放心。正如《Which side of history：How technology is reshaping democracy and our lives》一书所言，“隐私不再是私人的，隐私是一种公共利益，那些围绕我们的公共监控体系，以及被称之为‘个性化服务’、‘精准服务’的东西，都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被偷走的那一部分隐私有关”，健康码则正在成为一种类似的数字化存在。

如果说健康码的亮码扫码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制度，那么，疫情的恐慌已让我们无力去质疑这项制度的合规性与合理性，也无人去思考其未来的可能性。更令人尴尬的是，我们自己实质已成为这项制度的制定者。

02.
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源文件”

健康码的风行，除了从应用体验的便捷性角度被接受之外，其核心原因还在于其塑造了一种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社会治理的范式转移，真正开始走向以人为核心的治理数字化转型道理。健康码之后逐步涌现的场所码、企业码、复工码、复学码、祭扫码、货运码等，其本质均是基于不同场景下人的需求的健康码演化，从这个角度而言，健康码即是一种社会治理的“源文件”——每一次创新都只是修改一次“图层”，或增加了一层“滤镜”。

面对数据时代的汹涌，政府机构往往有一种革命理想主义气质，“言必称数据”成为一种工作习惯，而“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理想也随着掌控的数据量增加而与日俱增。在执政水平与治理能力竞争加剧的全球政府创新变革时期，对数字技术的拥抱、激进以及过度信仰，从而导致政策设计、治理行为、社会影响等偏离轨道超出控制，这样的情况在全球范围内屡见不鲜。就近十余年来看，从物联网、智慧城市到元宇宙，几乎每一波浪潮的背后都没有新故事，有的只是波涛汹涌后的一地鸡毛。

《技术的真相》一书指出，规范性技术创造了一种服从文化，消除了做任何判断的权利和机会，与之伴生的是巨型的“社会抵押”。健康码则恰恰是这样一种“规范性技术”。面对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与服务的渗透，行业与市场的推波助澜也让政府在面对新兴数字技术时在“技术至上主义”与“技术虚无主义”之间频繁摇摆、快速波动，其具体表现为，当他们确信可以使用数字技术达到一种前所未有、从未企及的治理高度时，它们就可能将隐私、法律以及不可知的伦理风险置于脑后。而当他们的数字化创新行动一旦触礁，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质疑甚至抵制的时候，它们可能就将毫不犹豫地放弃曾经热血澎湃的方案，对于既定方案在未来的可能得失也再不会有任何的讨论或修正。杭州市卫健委的“一码知健”就是如此。

2020年5月底，杭州卫健委开始论证“一码知健”的设计思路，即通过集成电子病历、健康体检、生活方式管理的相关数据，在关联健康指标和健康码颜色的基础上，使用渐变色，探索建立个人健康指数排行榜。同时，也可以通过大数据对楼道、社区、企业等健康群体进行评价。从“一码知健”的数据密度来看，即使是最隐私的睡眠也会被加以评判。在“一码知健”的设计中，饮酒200毫升将导致健康评分下降1.5分，吸烟5支将导致健康评分下降3分，如果步行达到15000步，评分则会大幅度上升5分。

国内外的城市服务App均有通过步行次数积分来推动绿色出行，并兑换相关礼物的设置。但是将步行、饮酒、吸烟等进行一整套数据量化，并构建一套与专业医学数据指标并行的健康指数，这或许还是首次。“杭州‘一码知健’的设计目标是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通过数据的汇集，对个人健康进行全面评价。在全面评价个人健康的基础上，促进个人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进而从根本上节约本就稀缺的医疗资源。”问题是我们需要戴上一个每天像闹钟一样提醒你健康与否的紧箍咒么？这种基于数据浪漫主义的创新是否有过度炫技的嫌疑？以及“变着形状造轮子”的多余？

对于个体而言，健康是一种状态。而对于“一码知健”健康码而言，健康是一个数值或一种颜色。当一个人的健康状态被进行数据量化，那么，数据指示的“健康”是否就代表身体的真正健康？当一个人的身体数据指标开始被一套数据指数所操纵，那么他是否会舍弃掉原来的生活方式，去迎合一套并未被科学验证适合每一个人的健康数据模型？然而这并非个案，在比杭州“一码知健”更早的时候，深圳与广州都在论证对健康码进行升级，运用在更广泛的城市治理中。

2020年8月末，“苏城码”App升级后嵌入了“文明码”功能。苏州市文明办等官方网站介绍：在全国首创推出“文明码”，通过“一人一码”展示文明积分，推动每位市民真正践行文明交通、志愿服务、垃圾分类、文明用餐（推行公筷）等良好习惯。苏州市文明办对“苏城文明码”事件的回应是“以正向激励为原则，且以市民自愿注册为前提，不存在强制行为”，而在公共舆论中引起掀然大波的恰恰是“文明码”在其功能介绍中的一句：“文明码”可作为警示和惩戒综合文明指数低于下限人员的电子凭证。

“文明码”之所以出现的核心原因在于，当我们想方设法地建立起自己对数字世界的理解、认知和工作模式的时候，左右或主宰我们的行为模式、价值观的依然是工业时代残留的、或久久挥之不去的对所谓“规范”和“体系”的依赖，而我们对数字世界的逻辑、张力以及规律的认知，依然处于混沌和蒙昧之中。试图通过“文明码”作为一根推动城市文明的指挥棒，这也是作为一种“全能政府”试图介入私人生活空间的表现。从数字化产品的演化来看，“文明码”很可能造成的一种怪像是：让做好人好事的市民为了稳住积分而失去体察“文明”的意义，让没有做好人好事的市民具有“文明”的内疚感，而这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有的状态。

“文明码”出现背后的深层追问是：“文明”是否可以被数字定义？数字定义过的“文明”是否代表真的“文明”？在一个以“适量”、“少许”作为称重单位的厨房文化氛围里，我们要用数字去定义“文明”，这显然是想用中药铺的秤砣去称航母。当我们希求用一种快捷锋利的数字化手段去剔除和修剪那些不符合“文明”定义的个体和行为的时候，这种措施的背后往往掩藏的是用整齐划一、寡淡乏味的审美标准遏制整个社会生态和文明的多样性。“文明”本身应该是不可测量的，文明是一个过程和状态，而非一个通过技术即可得到的结果。

数字化曾一度试图定义“健康”与“文明”，对个人的身体与精神进行数据化的“干预”或“赋能”。数字技术还正在介入和重构社会家庭关系。相比杭州的“一码知健”与苏州的“文明码”，杭州富阳区的“家和码”则走得更远。2021年3月，杭州市富阳区创新推出“家和码”综合治理平台，核心是依托大数据平台对全区所有家庭建立档案库，通过数据化来解决区域内的困难帮扶、司法调解、矛盾处置等问题，覆盖情感、扶助、心理、经济、家暴、邻里关系等诸多指标要素。例如，根据家庭矛盾不同类型和风险程度，界定为“红（60分以下）、黄（60分以上90分以下）、绿（90分以上）”三色“家和码”。 截至目前，富阳区已建立家庭档案273365户，标注“绿码”的有265698户,标注“黄码”的有7083户，标注“红码”的有584户。乡镇（街道）的主要负责人每月研判点评一次以上，分管领导每周研判点评一次以上，平安办主任、妇联主席实时掌握这些家庭信息。

此外，“家和码”还设计了动态转码管理模式，采取临时、定时相结合的方式，动态化开展转码工作。临时转码由系统依据辖区“家庭”每日事件和指数变化情况，自动赋分生成临时码“家庭”，且在规定时间进行响应；定时转码则由乡镇（街道）工作专班每月对辖区内家庭进行综合研判，根据研判结果落实相应举措。 “家和码”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还涉及“最美家庭”“廉洁家庭”“文明家庭”等方面进行实际运用。

我们毫不怀疑“家和码”对建设“和谐社会”的设计初衷，以及对基层矛盾纾解、特困家庭救助以及非法事件苗头发现的正向价值。但是问题在于：当一个家庭的随便一件家事都被屏幕后的人“一屏掌握”，并定期根据你的家庭成员表现进行打分、赋码，那么，我们的生活本身的意义么？我们的私人家庭生活价值何在？这种“私人生活的变革”背后，是否意味着个体的彻底消失以及世俗生活的永逝？当我们在享受数字化带来的时代红利时，需要时刻防止被过剩的数字热量所灼伤，而这种风险往往带有规模性、制度性与不可逆转的特征。

家和码平台驾驶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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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玩味的是，为什么杭州的“一码知健”与苏州的“文明码”会遭遇搁浅，而“家和码”则可以成为一种数字化改革的创新呢？同样涉及到数字化对私人生活的干预，甚至“家和码”中涉及的“文明家庭”与“文明码”可能还存在类同的指标要素，它们两者之间是否有着本质的不同？卡尔·贝内迪卡特·弗雷的在《技术陷阱》一书中表示，“取代型技术的发展是否受阻，取决于谁会从中获利和政治权力的社会分布情况。”作为一种健康码的变种，“一码知健”与“文明码”不仅因为其在技术伦理层面失却了正当性与合法性，同时也因为推动主体的公共权力在与公共利益攸关主体的博弈过程中处于下风，从而最终导致项目搁浅。而“家和码”的家庭作为一个最小的社会治理单元，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与根本，在现行的行政权力分配体系中，其推动主体在权力分布上相比于受众而言无疑占据了更为优势或者说强势的位置。由此可见，数字技术对个体从肉身到精神上的攀升刻度，与公共部门在政府行政序列中的权力息息相关。

从“一码知健”、“文明码”到“家和码”可以看出，将社会需求与群体行为纳入一套数据指标模型来进行模式化治理，其本质是对流动、动态、不确定的社会问题的速度、频率、风险等进行了忽略，从而对现实问题进行了“减速化处理”——一方面，政策措施对社会问题的反馈被限定在数据模型的框架内；另一方面，社会问题的真实反馈被限定在给定的数值区间内。更多的棱角与不确定性被数据的利刃削平。同时，“减速化处理”的背后会出现一种“加速化倾向”——一旦在数据框架内发生偶然事件，就会即可反映在对个体的影响上。比如一个平时循规蹈矩的市民偶然一次闯红灯就可能迅速抹杀掉他在“文明码”体系内的以往印象。

数字化给予我们的信心与虚荣，让我们总希望用一套数据模型来驾驭和治理社会，但数字技术的“生物性”与“自我变异”导致对现实生活的侵蚀，从而由“数据治理”转向了“被数据治理”的边缘。

03.
数字鸿沟背后的权力范式转移

对于中国而言，数字化的进程几乎是与城镇化、老龄化并行发展的。

数字化与城镇化的本质是同向行驶，数字化通过治理工具、平台和网络的部署，为县城甚至乡村输出了来自城市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并将使用“钉钉”、“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视为一种现代化治理的标志。但资源、资本以及劳动力的城乡不对称，也让数字化的创新成为一种漂浮在乡村表面的油星，看上去很靓丽，但只是薄薄的一层而已。

数字化与老龄化则是相向而行的关系，数字化代表向前进的、更年轻的、更快的、更新的，数字化的“反身性”使其成为一种具有主动性的力量，可以迅速吞噬和同化其他物种，在进化环境中不断自我迭代，形成螺旋式发展。但老龄化是向后退的、是缓慢的、怀旧的、更强调实用性的。因此，当健康码出现在老龄群体的面前，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是健康码？

作为一个移动互联网用户突破10亿的社会，当出示健康码成为一种通行的强制性许可的时候，无人正常使用健康码的人就成为了一种异类，他们在地铁、公交、火车站等经受了来自司机和乘客的围观、不解以及嫌弃。因为当出示健康码成为一种新的生活制度的时候，拒绝出示的人即是违反制度的人，其必将受到某种惩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司机因为老人乘客不愿意出示健康码，因此不愿开车，乘客因为老人没有健康码只好集体下车。而更令人遗憾的是，同为老人对无法出示健康码的老人的态度是：那没有你就不要出门。

“那就没有（健康码）你就不要出门”

图片来源：互联网

在2020年的北方某城的一个火车站进站口，一位农民大包小包准备进站赶火车，由于没有出示健康码，工作人员阻止了他进站，并重复提醒“请出示您的健康码”，而这位农民的反应显得莫名其妙，他说“你们又没有发给我什么健康码，我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大意），几度试图闯过去。很显然，当数字化的列车已经在这个国家的大街小巷、山海湖河运行了30多年，而健康码也近乎变得人尽皆知的时候，总有人在时代列车接驳的夹缝里掉下去，他们的声音微弱到被列车的喧嚣所吞没，他们的无助甚至无法博取任何同情，有的只是对他无法顺利上车的嘲笑与厌弃。对于这位农民而言，凡是来自被要求、被强制、被管理的东西，他认为都有一个“给予”或“审批”的政府主体和过程，而健康码就是一个无需授予而需要自己主动申领的物体，在经受上个世纪的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熏染的边缘群体，他们离开故乡在疫情期间赶一次火车的过程，其实就是一次努力攀上数字化列车的过程。

国家有关部门针对老人使用健康码的问题推出了智能适老设施建设的相关文件，随后各地政务App及小程序均上线了“大字版”或“语音版”的“尊老版”、“关怀版”健康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基于数字平台的健康码使用逻辑依然是建立在老人可以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基础上。鉴于此，广州、上海都分别推出了老人通过自助服务机打印健康码的服务，用A4纸打印一次健康码可以使用180天，缓解老人的出行焦虑和困境。当然，也有城市专门开办老年人的学习班，以帮助老人适应数字治理的相关要求，比如如何使用政务App和健康码。

总之，不同群体如何使用健康码，正在成为一种社会公平的标尺。行业内的集体呼声是“数字化不要抛弃老人”，但似乎没有人真正想过：老人为什么需要数字化？社会治理需求为什么要以普及老人数字化为前提或者借口？当一位独居老人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颠簸之后，在最需要被理解、宽容、帮助以及最温良对待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告诉他：您要跟上数字化时代！这是否显得过于冷酷与残忍？

或许，健康码以及健康码的颜色不只是其标签化与符号化背后的隐性暴力，更在于它已经嵌入了世俗化的审视标准与行为准则，就像结婚需要买车买房一样作为一种世俗生活的正当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哪怕是一位历经沧桑颤颤巍巍的老人。因此，健康码的使用行为与群体关乎的并不止是社会公平的问题，而是关乎一个社会的道德与良知。

04.
驯服与被驯服之间

当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健康码的颜色所驯服的时候，人们也试图通过其他方式去驯服健康码。当健康码变成不可回避的生活议题时，围绕健康码的颜色、数据、排版、照片等都会成为一个问题和品评的焦点。

在浦东机场出口附近，除了部署有测温设备之外，还有几位身着蓝色防护服和橡胶手套的防疫工作人员，对经过的每一位旅客的手机健康码，他们会用手指去划拉一下屏幕，因为如果是实时的健康码，手指则不可以划动，而如果是来自相机的健康码照片，手指就可以顺利滑动，而伪造健康码是一种违法行为。为了解决防疫人员如何快速识别健康码的有效性问题，各地城市的方案各有不同，比如南方某城的方案是将时间的动态数字醒目显示到健康码的上方，而北方某城的方案是在健康码的周围填上一圈动态显耀的花边。

为了“反抗”健康码对自身生活的束缚与影响，相比于用截图、PS等“业务化”造假，健康码的“专业化”造假事件并非个案，杭州市作为中国第一个健康码的诞生地，也成为两起“山寨健康码”事件的发生地。

2021年1月10日，境外软件商城play store上线了一款名为“健康码演示”的软件，使用者只要在软件上填写个人姓名、身份证号、省份地区等信息后，即可自由编辑健康码所呈现的信息，还能够设置绿色、黄色、红色等不同颜色。开源代码社区Github的记录则显示，该软件的初始版本于2020年5月上线，已进行十几次迭代更新，最后的一次更新时间在2020年底。在社交软件推特上，开发者留下的用户名“morrowind xie”称曾用健康码的手机截屏图片蒙混过关。“morrowind xie”的自述资料显示，其2001年毕业于杭州某知名高校的物理学专业，事发时在杭州某智能硬件企业担任程序员。2021年1月13日深夜，杭州市政府发布通告称，该软件开发者系今年41岁的解某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022年1月12日，杭州市西湖区警方通报查处了一起伪造健康码案件。根据通报，现年29岁的李某某制作了一个网站，其中页面能够显示高仿的杭州健康码。李某某伪造杭州健康码网站案发，源于浙江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接到网民举报。举报称，某网站含模拟杭州健康码页面，输入姓名即可显示高仿的杭州健康码页面，认为该网站存在破坏防疫、对人民群众安全造成危害的风险。李某某本人是杭州一家网络公司的工作人员，具有编程能力。他所制作的网页内容只是一张图片，模仿的是支付宝上的杭州健康码。对于作案动机，李某某表示一方面是为了生活方便，一方面是为了获得成就感。网站目前已关停，李某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山寨文化”的底色其实就是无政府主义，“山寨文化”本身也是互联网亚文化的一部分。在不伤害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的时候，“山寨文化”时常被视为一种挑战主流文化的孤勇行为，成为一种标榜、炫技与彰显自我的方式。特别对于被主流话语边缘化的“码农”程序员而言，当以文字影像信息为主的话语权被平台的“热搜”或“头条”所掌控，以及因为其工作特性、个人性格而无法实现顺利的发声与诉求伸张的时候，在以比特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数字世界，他们则自以为已承担帮助边缘群体挑战主流走出困境以及“打造一个新世界”的历史责任，自拟为一个新的秩序与文明的“盗火者”角色，其实本身已成为一个与所有人为敌的完全的破坏者。但是，当他们将制造一个“山寨健康码”视为一个挣脱约束自由以及“数字枷锁”的时候，他们可能并未想到，他们所挑战的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与权力运行系统。一段“本应用仅以娱乐/演示/学习交流的目的开发，请勿当作实际内容在正式场合展示”的声明并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因为防疫不是游戏。

当健康码充当一种驯服工具面向所有人的时候，它首先面对的掌握了数字技术的那部分人的“抵抗”，而当程序员希望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驯服”来自数字世界的健康码使它可以“自主变色”的时候，他面临是来自现实世界的权力机器的制服。

除了被“山寨”的风险，健康码作为一种数字治理的基础设施，其面对大规模、即时性、应急性的突发情况，也显现出其脆弱性。并且，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的基础设施所潜藏在背后的巨大数据价值与利益，也开始成为有目的的攻击对象。2022年1月，西安暴发疫情，在大规模核酸检测与市内防控的过程中，“西安市民一码通”因为服务并发压力过大而多次崩溃。健康码的崩溃导致进入办公楼、出入小区、搭乘公交等均受到了影响。微博上流传的段子铺天盖地，有的照片显示一大群无数事事的人大白天在街道上一边闲逛一边刷手机，刚出小区准备上班的他们因为健康码的崩溃既进不去办公楼也回不了家。健康码本身作为一个使能社会治理的工具，而当管理失序的时候却遭遇了被治理对象“反噬”的命运。作为一种数字基础设施，健康码正在通过城市应急事件的治理权力转移，逐渐实现对建筑、交通等物理基础设施的运行行为影响。比如，相比于地铁线路的供电、买票或交通卡对你乘坐地铁出行的影响，在某些城市更重要的是你的健康码是否为绿码。

2022年5月，媒体报道了北京健康宝遭受了来自境外的网络攻击。由于北京健康宝保障团队进行及时有效应对，受攻击期间，健康宝相关服务未受影响。攻击者利用大量被入侵的网络设备，比如IoT设备、个人电脑、服务器等，向被攻击对象服务器发送海量的网络流量，影响其正常服务。也有网友认为，此次北京健康宝遭到的网络攻击不一定来自国外，也有可能是国内的黑客团队借助海外服务器带宽资源比较便宜的特点，用较低的成本发起网络攻击。而早在2020年底，就有网友反映在明星“代拍”群中出现了“2元打包70多位艺人健康宝照片”、“1000多位艺人身份证号仅售1元”等售卖信息。由此可见，当健康码最大限度地实时获取了国民的个人隐私信息，如果缺乏可靠的安全保障，那么，健康码不仅会成为一种以破坏公共秩序为目的的攻击对象，同时也会成为一种以“掘金”为目的的非法交易来源。而在“饭圈文化”的推波助澜下，那些包含了明星素养照片的健康码信息则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灰产交易的重灾区。

健康码不仅驯服个体行为，同时驯服现代化的物件、场所与空间。美国生物学家艾德华·威尔森认为人类真正面对的问题是：我们拥有旧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制度和宛若神明的技术。而健康码似乎在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执行类似于中世纪的责罚。健康码不仅会在你突破预设规则后用弹窗或黄码对你进行“矫正”，同时就算你一动不动待在家里，它也可以用弹窗或黄码对你进行某种可能性的“预防”。健康码不仅在让普通人变成一种“高清无码”的人，同时也在让公众人物逐渐失去自己的“社交恒温层”与不被随意消费的私密感，就算贵为“国民老公”，也可能因为健康码的驯服而不得不每天下楼做核酸检测。

05.
数字化的承诺及其背叛

《The Platform Delusion: Who Wins and Who Loses in the Age of Tech Titans》一书的作者通过分析谷歌、亚马逊、脸书（现为Meta）、Netflix等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后指出，“赢者通吃”、“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等并非平台企业才具备的某种独特的“正当性”与“特异功能”，“卖一切”的亚马逊为什么做不好奢侈品生意、在线旅行平台为什么赚不到订机票业务的钱以及为什么Airbnb是一门比Uber更好的生意，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数字化并未违背和彻底颠覆市场伦理、经济规律与商业逻辑。

但是，对于公众、用户以及每天在不同的数字平台上下单和支付的消费者而言，数字化似乎从一开始就给予了我们区别传统线下服务的某种承诺——数字化是快捷的、高效的、便宜的、平等的以及颠覆的。这种“误解”与“幻觉”让我们曾经一度将“互联网思维”视为一种“高人一等”可以“大变活人”的玄妙思维，将一切更快、更高、更强的东西视为每个人均会享受的数字化的馈赠。但是，也正如《Which side of history：How technology is reshaping democracy and our lives》一书所言，数字化可以将一切现实生活由复杂变得容易、由粗糙变得平滑、由摩擦变得无摩擦，但是，真实的生活就是由复杂、粗糙与摩擦构成的。数字化的承诺似乎越来越变得令人眩晕而不切实际，而每一个个体的真实生活对这种承诺也有着“不可承受之轻”。

抛开市场与商业，假如数字化对社会治理也有某种承诺，那应该是什么呢？从近几年来的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成效来看，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方面的应用特征都被简洁地概括为——精准化、智能化、科学化、透明化、创新化……这些代表数字技术赋能的治理效率背后，作为个体是沉默的。曾经通过学校食堂通过饭卡使用情况来给贫困生充值的帮扶行为，通过智能电表和水表的使用量监测来作为关怀独居老人的基层服务，一度被作为大数据与治理服务结合产出社会公共价值的经典案例。

2021年10月30日，据@黑龙江发布 ，鉴于黑河市爱辉区疫情形势较为严峻复杂，为进一步严格管控措施，从即日起，黑河市户籍居民的龙江健康码将统一变更为“黄码”，待本轮疫情形势稳定后统一重新赋码。可以说，自黑河开启的全国首个“统一黄码”先例，彻底打破了我们以往对数字技术介入治理的所有幻象。被数据与算法许以“精准”、“智能”承诺的健康码，最终成为一种批量化处理的数字工具。数字治理的本质与价值是“通过数据重塑权力流程，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结合，以创新解决和从容应对城市问题与公众需求”。而通过“有形之手”对健康码的颜色“上下其手”，实则是用权力“重塑”了数据流程，用权力改变了数据流动的规律与航向。

“统一黄码”，作为一种与数字化的承诺与本能相违背的治理动作并未止步于黑河。黑河的健康码“统一黄码”是本质是以户籍地址为锚点的“刻舟求剑”，对所有持有黑河身份证的市内外居民进行“黄码”标识，而2022年1月的杭州对防范区具有感染风险人员开启的“临时橙码”则是以居住区域为锚点，但本质上即是认可了黑河这种更为“高效”与“安全”的“扫射式”、“拉网式”的治理手段。“统一黄码”背景下的健康码作为以“精准治理”闻名编织城市疫情防控之网的“数字之针”其实已成为了摧枯拉朽碾压式的“数字之轮”。其背后原因是，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已让常规的流调措施与健康码防控体系产生了严重的不适应甚至失效，而对握有平台、数据和算法的数字化团队而言，要实现既定的防控目标，无论对于黑河、杭州、上海以及未来的任何一座城市，“统一黄码”或可能是现有条件下的唯一选择。

不可否认的是，健康码“统一黄码”的背后即是数字化在行政目标与权力挤压下对自身已有承诺的背叛。而这种措施被常规化的后遗症是，未来城市的任何数据产品都可以根据城市治理的临时需求及权力意志被肆意干预，而失去了从数据映射的真相和意义本身去寻求解决之道。或许，将核酸检测结果、疫苗接种信息、通信行程卡等在健康码页面同时显示，算是一种努力，但是，只是在用户体验上的优化，而非在底层数据关系上进行改革——比如将核酸检测与疫苗接种数据全部合并进健康码进行一码显示，则并未解决核心问题。

健康码的码色其实已经在疫情防控领域衍生出“色彩政治”，除“统一黄码”之外，越来越多的省市开始在“红黄绿”三色之外寻找满足自身治理需求的色值。2021年5月3日，山东省卫健委“健康山东服务号”消息，打完疫苗，即可免费拥有“金色健康码”。将打疫苗视为一种健康码“等级”的解锁方式，“金色健康码”可视为后疫情时代健康码在“治理色彩美学”上的一次“漂移”，巧妙而有效地将治理的事件、要求与目标通过数字服务产品的设计思维在现行的用户体验框架下进行了“无损化”的处理。这里所指的“无损化”，即既没有在政府侧带来昂贵的整合成本，也没有在用户侧造成巨大的认知和适应成本。

“金色健康码”的本质，是将治理要求与数字化的产品设计、用户心理相结合，另辟蹊径地为处在含混不清、犹豫不决以及无清晰指引的治理行动面前，为用户提供一种选择参与推进集体免疫的理由。在健康码常规的红、黄、绿三色之外，“金色”实质上代表着一种数字治理的“增值空间”，是一种后疫情时期的治理延伸，是一种对用户参与感的激发。

“金色健康码”最先来自于网友的建议，一种声音认为，“金色健康码”的存在代表已经适应健康码对疫情期间出行行为进行制度化规训的人们，开始真正接受一种的新的生活仪式，并开始讨论“手铐的颜色”；另一种声音认为，将传统的治理需求与游戏化思维进行结合，以削除其带有命令强制性的不舒服的棱角，以数字服务体验设计修饰以人为本的温情，相比在你的健康码额头上刻上“已接种疫苗”五个大字显得更像是一种进步。

接种疫苗完镶金边的山东健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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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18日，武汉某公司创始人李先生深夜23点后结束一天的工作准备回家，然后他发现自己的健康码已经变为“灰色”，这意味着如果明天早上他不去做核酸检测，明天他将无法进入自己的办公室。武汉市是2020国内疫情暴发的“震中”，2022年开始实行核酸检测“三天两检”，在规定时间内未做核酸检测的人员的健康码将自动转为“灰色”，核酸检测无异常后可申请恢复为“绿色”。与2022年4月的北京类似，每一个武汉人就像被算法之鞭撵着跟时间赛跑，核酸检测用的棉签就像一根输血的充电线，一旦在你喉管里捅一下就可以维持两天的正常生活。

健康码、棉签与核酸试剂组成了一个超现实的“元宇宙”——每一个行动自如、耳聪目明、红光满面的人，都迫切地希望用过一根棉签与一管试剂，在一个健康码建构的数字世界了证明自己是一个“正常人”。毫不夸张地说，自互联网诞生以降，数字化对人从肉身到精神的钳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轻逸”却又深入骨髓。

武汉健康码灰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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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码“变色”的背后不只是一种在疫情形势变化下治理意志的体现，健康码正在由一种工具向平台转化，越来越多的治理需求开始基于健康码运行。从针对具有感染风险及密接人群的“统一黄码”，到针对未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人群的“灰码”，健康码的治理口径似乎被并未得到满足的公共权力逐渐撑大。而当权力的惯性和“肌肉记忆”开始适应它、依赖它和离不开它，变得越来越臃肿、数据规模越来越庞大、不同利益主体交织越来越复杂的健康码会像泰国的健康码一样一声令下就可以即刻下线么？健康码作为在疫情肆虐时期我们打造的一艘穿越巨浪、拯救自我的数字方舟，是否最终会变成囚禁我们自身的牢笼？答案在风中飘。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当健康码的控制主体用一种具有“未来感”、“楚门式”的方式来面向社会推动治理升级的时候，而个体则只能通过一种低维的、“古早”的方式来寻求“松绑”与解脱。比如被“黄码”误伤后的“解码”问题，湖南某市就要求“黄码”人员将申请解码材料签字盖章扫描发送至指定邮箱，然后等待审批解码，而北京被弹窗的用户则需要亲自与线下部门进行交涉后方可解码。那么这种“赋码”与“解码”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呢？隐藏在其背后的原因在于，“赋码”的过程是一套数据模型针对模糊的“大众”的集中式处置，这是一个“技术-治理”的“非责任前置”的动作；而“解码”则是回归到一对一的个体诉求，成为一个“治理-技术”的需要明确责任主体与对象的审查行为。那么，是否具有一种类似于健康码“赋码”过程那般简易的“解码”方式呢？很显然，就算真的有这种便捷、可靠的方式存在，但这也已经属于人性与阶级的讨论范畴。

“健康码弹窗接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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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是否真正给予过我们承诺？《Marx and Digital Machines》一书中就不无遗憾地指出，“在我们与信息通信技术互动中存在着一个深刻的核心矛盾：即它在丰富我们的生活无数种可能性的同时，不可避免伴随着无法兑现其承诺，导致我们在全球、国家、地方、组织或个人层面都需艰难应对深刻的负面经验”。比如健康码曾经承诺我们的“自由”，以及我们不得不面对“黄码”、“灰码”、“弹窗”背后的窘境。

06.
数字治理之“蜜糖”与“砒霜”

在2021年9月的一次官方新闻发布的数据显示，健康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使用次数已经超过400亿人次。根据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其中即时通信的网民使用占比97.5%，用户规模10.07亿。那么，健康码作为率先兴起于微信与支付宝的数字应用，每一个持有智能手机的中国网民都可能使用了40次。因此，将健康码视为疫情防控下的数字治理之“蜜糖”应该毫不为过，这不仅体现在针对城市流动性的管控效果，也体现在策动社会经济相关领域的数字创新，比如场所码、企业码、货运码等形态的出现。

但是，在奥密克戎传播的不确定隐忧背后，密集的核酸检测与日趋严格的封控措施之下，健康码的“绿码”价值显然正在遭遇“区域性通胀”——即在疫情较为严重的城市，健康码已必须与核酸检测报告一起使用，在疫情形势较为平缓的城市，健康码才基本锚定“绿码”的本来价值。

相比于黑河的“统一黄码”，长沙地铁“查验疫苗接种记录”可以说再次提高了以健康码为基础的出行门槛。长沙地铁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按照相关要求，（2021年）8月29日起长沙地铁在原有查验电子健康码基础上，将对所有进站乘客增加查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记录。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乘客，须登记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未接种原因等信息后，方可进站乘车。虽然这项规定因为舆论哗然而被迅速撤下，但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在以疫苗接种率作为构建城市疫情防控屏障首要指标的语境里，健康码已经相当于机场安检口那一道具有象征意义的布带隔离栏，它的作用在于构建大家愿意遵守的秩序，而最终通过那一道安检门仍然需要出示身份证件和机票。

在奥密克戎快速传播的防疫形势下，没有健康码是不可以的，但有也是不足够的。由于多地宣传的“一码展示”将通信行程卡、核酸检测报告、疫苗接种证明等集合到健康码界面，健康码正在成为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对于个体而言类似于一种口令和暗号，但却包含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商业与公益、通信、卫建、疾控等多个部门及利益主体。如果健康码只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与治理资源的投入，那么核酸检测报告、疫苗接种信息背后则包含了巨大的医护资源和社保投入。

由于疫情形势的变化，健康码似乎已不足以支撑起其诞生之初的社会治理价值与意义。24小时、48小时、72小时的核酸检测报告，通过更为直接的生物性证明，取代了健康码来自数据分析层面的模糊性判断，这也是健康码逐渐变成一种“鸡肋”的原因。此外，近三年以来，健康码所构建的用户体验与用户习惯，已逐渐成为一种疫情期间的制度化的安全依靠。但因为城市的流动性以及疫情外溢风险一直存在，人口流入地的主管部门已不再通过健康码来识别风险与调整政策，而是通过旅行的始发地址部署隔离和防控措施。也由此，为了有效应对疫情和提升城市流动性而诞生的健康码，其实已对流动特别是跨区域的流动不具备务实的意义。假若真如《商业价值》出版人刘湘明所言，健康码代表“’强信息人‘时代的到来”，那么，健康码之后，人与信息的关系将如何继续“变强”？

现实正在向我们给出两种选择，其一为“场所码”，其二为“数据打通”。

当个人位置追踪的颗粒度只能定位到以城市为单位的通信行程卡已不足以满足疫情防控需求的时候，城市内部的场所码则可以直接定位到一个便利店，甚至一张餐桌。越来越细密的流调设施和措施的部署，让健康码的角色与价值被逐步消解。这种消解不仅体现在绿码黄码的间歇性跳动被习以为常，同时也体现在弹窗或黄码背后的日常化。曾经因为那种色彩政治可能产生的惊异、恐慌已经不复存在，黄码的黄色逐步在贴近它应有的定义。我们似乎破除了数字化的迷信，逐步接受了数字化的不可靠。同时，来自健康码黄码红码的“应激创伤心理障碍”也日趋平缓。

当我们在讨论健康码会不会因为疫情形势的变化被核酸检测数据、疫苗接种证明而淹没而成为一种数字治理的“鸡肋”的时候，而事实上“鸡肋”与否已经不取决于其在技术上的进化，而是取决于公共部门对社会治理的目标与需求。当疫情反复在不断缩小不同城市的治理能力与水平的差异，从上海到瑞丽，从北京到吉林，从杭州到合肥，以GDP、城市历史、市民文化、行政风貌等为依据，来寄托对一座城市在疫情防控方面的主观性认同与好感，似乎已毫无例外地需要看疫情数据的脸色。当数据为1时，自然可以莺莺燕燕春春大谈“温度”和“精准”，可以使用智能技术来展示我们对数字世界的驾驭能力。而当数据1的后面不断增加0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对数字化抱有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遐想，比如我们已不再信任健康码，转而信任72小时或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

2022年5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称，“预计5月底，公交票务系统将与健康宝’打通‘，乘客刷卡或扫码乘车可实现自动同步校验”。“人脸识别+健康宝+票务系统”三位一体的数据融合模式，让公众对个人隐私数据的安全产生忧虑。而事实上，近年来数字政府发展的加快以及各地大数据、数据资源相关部门的渐次成立，“数据打通”的背后意味的是“跨部门的数据共享”，“数据打通”在民生服务、营商环境领域带来的“惊艳效果”也让人澎湃不已，比如杭州的“亲清在线”、佛山的“扶持通”等。“数据打通”几乎成为推动数据治理与数字政府改革的重要杠杆与抓手，从而来不及讨论“打通”之后的“深渊”是什么。

2018年，国内一家千亿互联网平台企业的CEO就曾表示，“数据打通需要谨慎，不能随便打通”。而与之相对应的另一家千亿互联网平台企业则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其战略投资最终目的都是实现“数据打通”、“账号互通”，以实现广告资源与分账的统一管理。近年来，陆续看到有人将“数据治理”比喻为“治水”，当我们打通小溪河流湖泊的时候，想到的都是平原绿洲鱼米之乡，想不到的是当洪水来袭的时候如何阻断灾难的蔓延。

回看杭州“一码知健”的非技术性搁浅，北京的健康码与公交系统打通无疑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其不仅标志着我们承载于城市公共流动之上的世俗生活未来将无处遁形，同时也标志着健康码数据与医疗、教育、能源、房产等领域的打通，或许只差一种解释框架的合法性问题。

时间或许正在跟我们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彼时，我们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用了近四十年的时间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使每一个人挣脱了集体主义的牢笼，开始真正掌握自我、创造自我、奋斗自我，并拥有属于自我的私人生活。此刻，因为一场疫情中偶然出现的一枚小小的健康码、一种来自数字文明、市场资本与国家机器联合推动的数字化应用，在臣服于智能机器主导的治理背景下，成为了一条由数据、平台和算法编织而成、可以随时驱逐我们的私人生活重返集体主义的鞭子。

结    语

巫术是一种由神话色彩与超自然力量愿景所组成的对人或事物加以影响和控制的方术，“咒语”和“仪式”成为巫术的核心内容。巫术来源于一种古典的自然崇拜，但同时却蕴藏着一种“反自然”的精神。作为在科学精神匮乏的年代的民间个体与神灵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巫术本身也成为一种传统农耕文化的一部分。城市化所裹挟而来的工业化、数字化以及市民精神，使来自乡野的巫术最终化为每年7月中元节的城市路口的一堆冥币烧成的灰烬。

在数字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下，我们看似已经具备足够的信息、知识与智慧来掌握与驾驭这个世界的规律，但每年“双11”的电商商家戏谑性地热衷在公司设置神堂举行“拜马某”仪式，却体现了另一种来自远古的回味。但这与我们要提出的“数字巫术”无关。我们认为的是，当数字化与社会治理需求、情绪、经济、政治所相结合，并处在一种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与不确定感的时期，某种普通人无法解释而又对之无比崇敬与服从的数字社会现象，我们称之为“数字巫术”。这种“数字巫术”给现实生活所施加的压力，并非来自某一个企业、某一个平台以及某一个机构，而是来自一种数字化的“反身性”——疫情塑造了健康码，而健康码也在塑造疫情以及疫情中的每一个个体与组织。

健康码的存在本身是一种由政府与公众共同建构的驱散病毒、判断风险的“数字巫术”，而赋码、扫码、亮码、转码等都是这种“数字巫术”的仪式内容。由于防疫形势的不确定、技术缺乏稳定性或者治理系统的参差不齐，无故的变黄码、弹窗以及“统一黄码”等其实已成为一种来自数字世界的惩罚。健康码的颜色所形成的色彩政治早已经重构了我们的身份、权利、行为和生活秩序 ，所以才有本文开篇的“假红码”引起的恐慌，以及伪造“黄码”来骗取工资的行为。

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对健康码进行“升级”，从“多码合一”到颜色转变，到叠加其他入口，比如交通、医疗等凭证。在数字化的螺丝越拧越紧的时刻，所谓的健康码“升级”的意义正在变得含混与暧昧，它不仅意味着以疫情防控为核心的治理能力的上升，同时也意味着个体生活的某种下坠，比如某省在其他省市的健康码置入核酸检测报告信息的基础上，“升级”为“通过不同颜色区分距离上一次核酸检测时间，2天内、5天内、6-10天内分别对应不同的颜色显示。一旦居民距离上一次核酸检测结果超出10天，该按钮将一律显示为灰色，并提示’无结果‘”。是的，健康码也许正在成为一种倒计时的闹钟。正如皮埃罗·斯加鲁菲所言，“我不知道是技术驱动人工智能的发展，还是摆脱承担道德责任的想法促使人类采用新技术。我认为社会追求的是最小化我们责任的技术，而不是最大化提高效率的技术，也不是最大化我们责任的技术”。这，或许才是“层层加码”之下却并无为社会运行注入流动性的根本原因。

在电影《楚门的世界》里，当楚门清晰知道自己的处境，以为凭着自己的毅力、运气与智慧就可以逃脱被支配的命运，当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驾着帆船在晴空万里的海面驶向斐济去寻找曾经的初恋的时候，“轰”的一声，他的船撞上了与蓝天白云同色的水泥墙——看似海阔天空，但其实是涂满了“蓝天白云”油彩的“墙”。数字化之于我们的现实，或许越来越近乎这样的存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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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光明网：湖南一男子自制“红码”！严惩！
2、数旗智酷：“文明码”背后的“首创崇拜”、数字上瘾与科技向善
3、央广网：苏州上线“文明码”引争议 当地回应：以市民自愿注册为前提
4、北青网：明星健康宝照片，2元可以买到70张？北京警方已介入，网友：希望严查！
5、南方周末：健康码伪造案再现杭州：危险的“炫技”
6、雷科技：北京健康宝遭攻击细节确认：不影响运营，黑客团伙已曝光
7、潇湘晨报：数字化改革丨富阳区创新推出“家和码”：立足“小单元”守护“大平安”
8、澎湃新闻：杭州首增健康码临时“橙码”
9、数旗智酷：健康码“统一黄码”与数字治理的“刻舟求剑”
10、数旗智酷：金色健康码：数字治理的颜色与腔调
11、数旗智酷：健康码与出入证：魔幻现实主义的智慧城市“折叠”
12、钛媒体：健康码是个被忽视的奇点事件
13、凤凰网：赵宏：健康码弹窗——算法是否过度“决策”了我们的生活？
14、中国法律评论：胡凌：健康码、数字身份与认证基础设施的兴起
15、潇湘晨报：“健康码”使用超过400亿！数字化转型惠及民生领域
16、华闻之声：长沙发布回复地铁查验疫苗，没打“登记一下”“可以正常坐”放心
17、新华视点：公交票务系统将与健康宝“打通”，北京最新通报

○ 参考图书&文献

1、《技术的真相》，[加拿大]厄休拉·M. 富兰克林

2、《技术陷阱》，[瑞典] 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

3、《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美]尼尔·波斯曼

4、《技术与文明》，张笑宇

5、《国家的计算》，西闪

6、《智能的本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64个大问题》，皮埃罗·斯加鲁菲

7、《人工智能与“人的政治”重生》，任剑涛

8、《流动社会中数字治理的优势、风险与完善》，向玉琼

9、《健康码是个被忽视的奇点事件》，刘湘明

10、《健康码弹窗——算法是否过度“决策”了我们的生活？》，赵宏

11、《健康码、数字身份与认证基础设施的兴起》，胡凌

12、《The Platform Delusion: Who Wins and Who Loses in the Age of Tech Titans》，Jonathan A. Knee

13、《Which Side of History：How technology is reshaping democracy and our lives》，James P. Steyer

14、《Marx and Digital Machines：Alienation，Technology，Capitalism》，Mike Healy

15、《Bit Tyrant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ilicon Valley》，Rob Lar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