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宇哲 转自：彼岸花开
那个敏感的日子不日就到，名曰：5月35日。但五月份过了一大半，三大社会争议案件始终贯穿着人们的视听小圈子，怎么赶都赶不走。这三大案中，株洲塌桥案，到目前为止，事实依然不明朗，媒体记者们忙着揭露株洲市政府的种种不是，以及一座才使用了14年的高架桥，为什么要拆？然而，人们更关心的是由于爆破导致的塌桥，细节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的悲剧不能防止？免去一个建设局长，引来的是网民强烈的不屑，因为谁都不知道这个“免职局长”会在哪里异地高升。也难怪有人已经将之上升到“政权合法性”爆发严重危机的高度来解释了。
但是长平老师的一句话令我感触颇深，他说：“我自己这些日子的确感到特别的‘伤痛与厌倦’，不光是对金钱与权势，也对我们媒体这么多年来呼吁理性与法治的努力，像是在伙同起来骗老百姓似的。”说得更严重一些，株洲塌桥案、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激发的巨大民愤，是惯性下人民对司法失去耐心的集中表现。在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杀官案中，展现的更为彻底，舆情激荡起的波涛也更凶猛。这时中国媒体在干什么呢？照例要求民众理性，要相信法律，服膺依法治国的铁律。
但人民会问，我们理性了又能怎么样？有一个政权，他的官僚凭借着毫无节制的权力，肆无忌惮地和金钱勾结，一次次突破人民容忍的底线。面对个人权益随时都遭践踏蹂躏的“中国特色”下，法治在保障弱者时是那么的卑微无力，媒体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人民相信法律？
当然，正因为中国特色的媒体环境，使得第四权或主动或被迫地成为政权的喉舌，而当上述这些具有重大社会冲击力的矛盾集中爆发后，媒体除了呼吁民众保持理性外，所作的实在有限。追查真相？有政法委在，哪轮得到媒体多管闲事。于是，所谓理性就是孬种的同义词，法律就是帮有钱人开脱。类似欺实马、被自杀、躲猫猫的变种词汇会越来越多地繁衍。
走笔至此，忽闻巴东县的“半夜鸡叫”，当地政府选择在23日凌晨1点37分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的内容却可能使得目前已然失控的民愤走向更极端的不归路——因为巴东公安机关说：“邓玉娇被强奸事实子虚乌有”。这种完全颠覆式的定性，无疑是又一次羞辱了民众的智商。别的不说，就是这个诡异的时间，立刻就会令人联想起多年前财政部调升印花税的半夜鸡叫，我们的政府总是在最不正常的状态下，给予他的人民一个又一个“惊喜”，惊到家破人亡，喜到撕心裂肺。
去年冬天，当我还在上海的时候，听到台湾友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华夏民族中最痛苦的一群人，那时的我还不知所云，如今看到媒体在官僚蛮横、百姓绝望的夹缝中，猪八戒照镜子，忽然一阵虚伪的做作感腾空冒起，阴森、恐怖。
中国的媒体严格说来就是党产，他的天然属性必须先党后民，只是我们的媒体人总是希望改变点什么，却也总是不得要领。本来，媒体呼吁人民尊重法治，是遵循民主社会对法律的信仰，建构一种具有法律内在灵魂的民主意识，逐渐把中国社会导向那个方向。只是当他们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公积聚起的绝望情绪时，道德感召力迅速被消解。理性、冷静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方针面前，就是懦夫的最好解释。
因为这片土地的生存规律是法律听人的，所谓的法治，必须是社会各成员对法律，特别是宪法具备不可侵犯且绝对服从的社会共识，如此公平才是一种可追求并能实现的东西。只可惜，中华大地还是人说了算，所谓人治国家，也大致如此吧。
蒙按：去他妈的理性！——笑蜀
那个敏感的日子不日就到，名曰：5月35日。但五月份过了一大半，三大社会争议案件始终贯穿着人们的视听小圈子，怎么赶都赶不走。这三大案中，株洲塌桥案，到目前为止，事实依然不明朗，媒体记者们忙着揭露株洲市政府的种种不是，以及一座才使用了14年的高架桥，为什么要拆？然而，人们更关心的是由于爆破导致的塌桥，细节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的悲剧不能防止？免去一个建设局长，引来的是网民强烈的不屑，因为谁都不知道这个“免职局长”会在哪里异地高升。也难怪有人已经将之上升到“政权合法性”爆发严重危机的高度来解释了。
但是长平老师的一句话令我感触颇深，他说：“我自己这些日子的确感到特别的‘伤痛与厌倦’，不光是对金钱与权势，也对我们媒体这么多年来呼吁理性与法治的努力，像是在伙同起来骗老百姓似的。”说得更严重一些，株洲塌桥案、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激发的巨大民愤，是惯性下人民对司法失去耐心的集中表现。在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杀官案中，展现的更为彻底，舆情激荡起的波涛也更凶猛。这时中国媒体在干什么呢？照例要求民众理性，要相信法律，服膺依法治国的铁律。
但人民会问，我们理性了又能怎么样？有一个政权，他的官僚凭借着毫无节制的权力，肆无忌惮地和金钱勾结，一次次突破人民容忍的底线。面对个人权益随时都遭践踏蹂躏的“中国特色”下，法治在保障弱者时是那么的卑微无力，媒体又有什么资格要求人民相信法律？
当然，正因为中国特色的媒体环境，使得第四权或主动或被迫地成为政权的喉舌，而当上述这些具有重大社会冲击力的矛盾集中爆发后，媒体除了呼吁民众保持理性外，所作的实在有限。追查真相？有政法委在，哪轮得到媒体多管闲事。于是，所谓理性就是孬种的同义词，法律就是帮有钱人开脱。类似欺实马、被自杀、躲猫猫的变种词汇会越来越多地繁衍。
走笔至此，忽闻巴东县的“半夜鸡叫”，当地政府选择在23日凌晨1点37分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的内容却可能使得目前已然失控的民愤走向更极端的不归路——因为巴东公安机关说：“邓玉娇被强奸事实子虚乌有”。这种完全颠覆式的定性，无疑是又一次羞辱了民众的智商。别的不说，就是这个诡异的时间，立刻就会令人联想起多年前财政部调升印花税的半夜鸡叫，我们的政府总是在最不正常的状态下，给予他的人民一个又一个“惊喜”，惊到家破人亡，喜到撕心裂肺。
去年冬天，当我还在上海的时候，听到台湾友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华夏民族中最痛苦的一群人，那时的我还不知所云，如今看到媒体在官僚蛮横、百姓绝望的夹缝中，猪八戒照镜子，忽然一阵虚伪的做作感腾空冒起，阴森、恐怖。
中国的媒体严格说来就是党产，他的天然属性必须先党后民，只是我们的媒体人总是希望改变点什么，却也总是不得要领。本来，媒体呼吁人民尊重法治，是遵循民主社会对法律的信仰，建构一种具有法律内在灵魂的民主意识，逐渐把中国社会导向那个方向。只是当他们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公积聚起的绝望情绪时，道德感召力迅速被消解。理性、冷静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方针面前，就是懦夫的最好解释。
因为这片土地的生存规律是法律听人的，所谓的法治，必须是社会各成员对法律，特别是宪法具备不可侵犯且绝对服从的社会共识，如此公平才是一种可追求并能实现的东西。只可惜，中华大地还是人说了算，所谓人治国家，也大致如此吧。
蒙按：去他妈的理性！——笑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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