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60年，报纸老去

作者：宋石男  来源：http://www.bullock.cn/blogs/siyi/archives/70059.aspx

网易评论稿件 刊出时有较大删节（洁本点此进入）

60年，报纸老去。

鼎革之初，白色名报之花凋残，红色报业体系落成。稍后，历经1957年反右、1960年代早期的副刊潮，报业在鸣放与锁喉中踯躅前行。再后，十年文革，举国欲狂，报纸在狂热呓语中失却新闻纸的本质。1980年代以来，报业复苏，言论涅�，迎来所谓“报人办报”的高潮；1990年以来，市场经济腾跃，都市报崛起，也迎来所谓“商人办报”的阶段。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5年以后，报业的发行量、盈利指标、影响力逐年下滑。报纸，这曾经的传媒一哥，正面临着网络等新媒体的巨大冲击。尴尬的是，由于“被管理”的力度相对严厉，此种冲击被放得更大。

60年过去，中国在改变。在此过程中，报纸从未缺席，尽管有时作为正面角色，有时作为反面角色，但都如镜子般映射出时代特质。而报纸本身，也因为中国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同步、即时，从不滞后。因此也可以说，60年的报纸变迁，就是60年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一个导言。

蔡元培说，“新闻者，史之流裔也”。如此，且让我们进入中国报纸的六十年小史。



【1949-1956 报业鼎革：红与白】



1949年，鼎革之初，中国报业“除旧迎新”。

旧报当中，《申报》、《大公报》可算两面旗帜。前者是旧中国历史最长的一份报纸，于1949年5月停刊，享年77岁。后者是鼎革之前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有天津、上海、重庆、香港四家分馆。

天津大公报1949年1月改组为《进步日报》，后与沪版大公报合并，仍名《大公报》，主要报道财经新闻，文革中停刊；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重庆大公报1952年8月终刊，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办《重庆日报》；香港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继续出版，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报纸（中资背景）的阵营。

1949年初，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香港接到新华社通稿，说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自我谴责做了国民党几十年帮凶（此文由杨刚起草。杨是周恩来秘书，后为人民日报副总编，反右时期自杀身亡）。香港同仁看了目瞪口呆，王芸生赶到夏衍处请示登不登，夏衍沉吟许久，说一字不改，照登。有人说，大公报死亡，就在这一天。

事实上，大公报一直受到毛泽东关注。1945年，毛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建国后，他又授意王芸生写1949年前的大公报史。王被迫写下长篇回忆录《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其子王芝琛对此文评价说，“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报头上扣屎盆子啊！”据说，当时有中央领导人曾私下指示：“不把《大公报》批倒批臭，无产阶级新闻观就立不起来”。

白色名报之花既已凋残，红色报业体系的落成也就顺理成章。

1950年春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调查统计，建国初期，全国有公私营报纸253种，每期总发行250万份。其中，党中央的《人民日报》、总工会的《工人日报》、民盟的《光明日报》、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影响最大，堪称红色报业四大家。

到1954年1月统计，全国报纸共270种，每期总发行800万份。此外，至“三大改造”结束时，全国已无一份私营报纸，均为公营。

上面的数据，没有包括军队的报纸。建国初期，全国有人民军队报刊上千种（包括石印、油印、铅印），团级以上基本都有自己的报纸。后陆续停办省军区、兵团、师、团级的报纸，加强大军区报纸建设。1955年春，改划的13个大军区都有自己的机关报。1956年，《解放军报》在北京正式创刊，成为全军统一的报纸。

而在基层，许多单位自办黑板报、墙报，少数单位还办了内部油印小报，内容多是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基层建立读报组，参加者多为城市居民，多者近百人。每组选出若干人为读报员，读后集体开展讨论。我父亲回忆，我奶奶是文盲，当时也要参加读报会并发言。她急得不行，就要我父亲讲解时事政策，吃力地背诵下来，好在读报会上讲。

建国初期，红色报业新落成，办报人员的素质尚待提高，常出一些有趣的差错：（详见拙文《建国初期我报多差错》）

1951年4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应协助政府，对亲友进行反革命活动”，在“反革命活动”前，漏了“镇压”两字；

1951年4月16日《浙江日报》：“怎样在农村开展援美援朝运动”，不用想了，“援美”是“抗美”的别字。

1951年7月，《井冈山报》为庆祝建党，在封面刊登大幅毛主席像，却在周边加上黑框！以至朴素百姓一看就大哭，以为巨星陨落。后来，报社解释，是制作铜版时不小心，并登报认错。

1951年9月，《山西画报》登了一幅《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前进》，画中的国旗竟然只有三颗星星。开始读者投诉，他们不以为然，辩解说：“谁不知道国旗是五个星，少画两个，有什么了不起？”后来上级查处，他们才认错：“这是工作干部粗枝大叶，……侮辱国旗……并可能使人误会变更了以工人领导其余四个朋友通力合作的统一战线”。

上述差错事件，也从侧面反映了1957年前中国的政治氛围，相对较为宽松，即使失手搞了领袖，也未必被上纲上线。



【1957-1965 报业彷徨：忽右忽左】



1956年上半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报纸活跃起来，犹如中风后逐渐恢复的病人。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知识分子以为重回“人民内部”，更活跃了。报纸也提供了相应平台，譬如1957年人民日报改版，方向之一就是“开展自由讨论”。费孝通的名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就发表于该报的笔谈专栏。

早春似乎真的到来了，《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一时间成为大鸣大放的重镇。知识分子们从各个角度向党和政府开火，建言献策，尖锐大胆，饱含情感。传统报纸外，民间的大字报也兴起，帮助我党整风。如北大的“民主墙”，甚至被誉为中国的“海德公园”。

好景不长，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对“右派分子”开始反击。稍后，人民日报又发表系列编辑部文章，批判《文汇报》、《光明日报》等的“资产阶级方向”问题。

随后，包括《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在内的许多报人被划为右派，包括费孝通在内的许多曾于报刊发表鸣放言论的知识分子也遭受迫害。而在反右扩大化中，许多人甚至只因为单位需满足“指标”，就被打入另册。

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言论灾难，以报纸亮出开放姿态为始，以各界噤若寒蝉为终。

毛泽东对这种鸦雀无声的状况有着奇怪的态度。1958年1月，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的一篇文章反映，“有些同志谨小慎微，不敢说话。左派不愿替报纸写稿，有点踌躇。中中和中右，不敢沾报纸的边。”毛在3月25日对此文写下批语：“为什么知识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4年后，1962年4月，毛在一次会议上又说：“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报纸也随之成为“吹牛大王历险记”。当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破浪》，提出要用15年的时间，超英赶美，从此掀开报界“放卫星”的序幕。

在1958-1960年间，“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达到500斤”、“罗城县36小时产铁26万吨”这样的新闻充斥报端。此期的报纸，刊登的不是新闻，是玄幻小说。玄幻报道与大跃进运动结合，生出的只有愚蠢的激情，自欺欺人的幻觉，以及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倒退等恶劣后果。

1961年，根据中央精神，人民日报刊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标志着对此前跃进浮夸之风的拨乱反正。与此同时，报业也迎来了一些新鲜的变化。

一个变化是晚报的兴起，晚报多由机关报改成，主要是为了应对纸张危机。不过，其内容相对注重生活化、趣味性，与硬邦邦的“日报口味”，略有不同。

另一个变化是副刊的兴起。人民日报1961年1月进行改版，新增了周日副刊，各地方报纸也跟着效仿。

最值得纪念的，是邓拓（笔名马南�）自1961年起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专栏，后汇成《燕山夜话》出版。《燕山夜话》可说是建国后杂文的第一次猛抬头，作者学识渊博，文笔流畅，娓娓道来，如淌清泉。以今日之眼光看，邓拓只是讲了些常识，或说了些并不激烈的真话，但在那个年代，确实起到不小的启蒙作用，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我父亲回忆，他当时读《燕山夜话》，彻夜不眠，还钞录了书中大量段落，“觉得比毛主席的文章写得还好”。

此外，1962年人民日报副刊开设的杂文专栏《长短录》，在当时也有不错的口碑与影响。这个专栏，报社定的宗旨是“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由吴晗、夏衍、唐�、廖沫沙、孟超等人撰稿，针砭时弊，纵横古今。

遗憾的是，《燕山夜话》与《长短录》在文革期间都被打为大毒草，其作者也多遭受迫害，甚至冤死。

要之，1960年代早期副刊的兴起，是报界在政治允许范围内小心翼翼的空间拓展，也是对老百姓“真话需求”的一种回馈。但是，此阶段副刊的水平与影响，不能过高估计。如曾彦修所言，其时杂文队伍已极度缩小，“全国加起来恐怕也不过2、30人， 而且大多是1957年幸存下来并仍在做一定领导工作的‘消息灵通’人士”，这些人能通过种种渠道打听某种“精神”，然后才王顾左右而言它地写几句。因此，这阶段的副刊杂文，虽偶露锋芒，但更多的是中庸、含混，甚至伪饰之作。思想并不能纵情驰骋，真话也并不能倾情讲述。



【1966-1976 报业之死：举国若狂】



众所周知，文革的导火索乃是1965年11月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首先公开号召文革的，则是1966年4月《解放军报》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文革十年，虽然“九大”、“十大”前后的新闻路线方针有些不同，但总体来说，中国的报纸彻底降低为党的喉舌，甚至只是党内一小撮人的喉舌，而与人民完全划清界限。

文革中党的喉舌，最权威的莫过于“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若在此列举其荒谬言论、报道，行文将会显得臃肿，我们只需看一些关键词，均由这“两报一刊”放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保皇派、批林批孔、批投降派、反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

文革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报被冲击，被夺权的现象相当普遍。各派都在抢占“舆论制高点”，甚至因此酿成流血冲突。譬如，1967年1月下旬，内蒙古造反派“呼三司”因其下属组织在《内蒙古日报》的夺权行动未获内蒙军区支持，与军区产生对抗，引发绝食静坐、大规模武斗等事件。再如，1967年2月，重庆反“革联”派到《重庆日报》社抄砸铅版，与“革联”人员发生冲突，死伤十多人。

大量报纸被改为革委会的机关报，另一些则被打压甚至停止出版，因为它们是“放毒、造谣的旧报纸”。与此同时，全国山河一片红，全国报纸也一个样，所谓“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梁效是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当时重要社论多出其手）。文革十年，举国欲狂。报纸还在，但其灵魂已经死了；报人则连“在”都很难了，他们多受凌辱，乃至冤死。

今日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是“范长江奖”，冠名此奖的报人范长江，就死在文革。1969年，已被长期关押的范长江来到确山县瓦岗乡芦庄五七干校,分在基建队，主要劳动是盖房子。有次，因为干活较慢，60多岁的范长江被监管员一脚从脚手架踹到地上。他一声不吭，艰难地站起来，继续爬上脚手架干活。1970年10月23日，他的尸体在五七干校门前菜园边的一口水井中被发现，只着一身单衣，依稀可见满身伤痕。事后，他被草草掩埋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而他的离奇死亡，被定性为“畏罪自杀”。

讽刺的是，“民间办报”在文革中却发挥到极致。不过，民间能办的“报纸”只有一种：大字报。在1975年，大字报甚至被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人对大字报不无同情与憧憬，认为是言论自由的充分体现。这种观点不值一驳。文革大字报的“言论自由”，是一种声音消灭一万种声音的“自由”。鼓吹文革“言论自由”的弱智，通常都把自己站在写大字报的一方，于是想当然地跟着就狂欢了。他们从来没想想被写大字报的一方，那些沉默者、被显性或隐性地割舌者。事实上，文革中的大字报，可以是勒死无辜者的绳索，可以是极权主义的工具，可以是多数人的暴政，但恰恰不可以是通往自由的渡船。



【1977-1994 报业复苏：新新闻主义的兴起】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报业进入全新时期。第一个表现，是晚报的复苏。1979年11月，《南昌晚报》率先复刊。两个月后，昆明《春城晚报》创刊。这是文革后创刊的第一份晚报，在业界有“报春燕”之称。其后，《北京晚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等老牌晚报先后复刊。截至1982年底，全国已有晚报19家，超出“文革”前的规模。（这个数字 1999年将升至146家！） 新兴的晚报多为4开，又叫“小报”，比起传统“大报”（党报）而言，更关注社会、文化、娱乐新闻，不那么生硬，而较柔软。

报业的发行在1980年代也得到突破。此前的报纸发行全靠邮局，现在逐渐有了零售的报刊点，乃至流动小贩。这一发行创革对报纸的繁荣极为重要，有了发行的保证，报纸商品化才成为可能。不过，在1980年代，报纸商品化并非主流。在这个理想主义蔚为主流的年代，“报人办报”才是最强音。

“报人办报”之所以成为可能，又起自于《光明日报》1978年5月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文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并由新华社转发通稿，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开出证明书，也揭开了壮丽多姿的1980年代的序幕。

1979年，“张志新案”轰动全国，中国报界集体发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组织了大量讨论文章，希望把张志新之死变成中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人民日报将读者来信摘录的总标题，起名为“人民的义愤”。

在1979年的中国，张志新案引发了一场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对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对极权政治的全民“天问”。媒体本身也开始反思。先后在新华社、光明日报做记者的陈禹山，曾采写张志新案，他说：“是这么多人合力共同‘杀’死了张志新……我也有责任——当年我是新华社记者，那铺天盖地的‘造神’文章里也有我的一份。我当时没有张志新的觉悟，不过，真有的话，估计我也不在了”。

“这雨后的青山，如洗过的良心”。报纸的脸上开始有了血色，渐渐从宣传本位回归到新闻本位。甚至党报都迎来辉煌。曾任职《人民日报》多年的祝华新，2006年起开始撰写系列博文《人民日报，叫声同志太沉重》。他回忆，1978年到1980年代中期，《人民日报》每篇重磅文章的背后都有一系列复杂的博弈，“在这些博弈中，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所表现出的勇气与智慧，无愧于中国第一大报的称号”。1980年代的《人民日报》，发行量创历史地达到600万份。

不过，若说勇气与智慧，我心中的两个标杆还是《中国青年报》与《南方周末》。前者被视作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后者则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模范。

在1980年代，发行高达300万份的《中国青年报》最有分量的作品是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红黑绿三色报道”。这组报道从歌颂救火政府、赞美救火英雄的老模式中摆脱出来，不发奖章也不唱赞歌，而是直面灾难，深入揭露大火背后的官僚主义和造成火灾的深层原因，创造了全景式报道的范例。整组报道故事性强，有思想深度，且成为新闻干预实际政治生活的一个样本。

这组报道，也可视为1980年代新新闻主义在中国大陆兴起之后的代表作。所谓新新闻主义，是指利用实地采访和理性思维获取对某一事件的内部观点，再利用近似于小说的技巧，将所报道对象全景再现。在此种思潮的影响下，报告文学和新闻特写在1980年代大行其道，也成为1990年代崛起的深度报道（譬如1995年起中青报创设的冰点专刊、1990年代中后期南方周末的特别报道）的先声。

而1980年代的《南方周末》，尚未成熟，也没有1995年以后那么勇猛精进，但其创始人左方的办报思路清晰而犀利。他反省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报纸，将之概括为“真理报模式”，其理论是“新闻的党性原则”，其表征为：1、只对上负责，不对读者负责。2、不从实践出发办报的。办报根据就是党的文件。3、文体僵化，语言假大空。4、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认为传媒不是商品，是工具。对此，左方有四条策略：1、“有可以不讲的真话，但不讲假话”。2、“新闻主攻、副刊主守”。3、先做瓶后酿酒。瓶是新闻形式、酒是新闻自由。4、办报最高境界是从容。这四条在1980年代的南周身上未能全部体现，真要实现它们，也许要等到左方的后任——江艺平主持南周之后。

要之，在此阶段，尤其是整个1980年代，中国迎来短暂的文艺复兴，中国报纸的字里行间也透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气息，“想说，会说，敢说，虽然未必能说”，差堪形容此阶段报纸的风骨与境况。而在特殊的时刻，那些高贵的报人也经受住了考验（如钦本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为中国报史留下了至为血性的一笔。



【1995-2009 报业变局：才青春就老去？】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中国报业也悄然酝酿变局。

破格的第一步由蜀人先行。1994年底，中国第一家都市报，《华西都市报》在成都问世，东家是四川日报。创办者席文举将该报定位于“市民生活报”，并称：“市场需要不需要，读者喜欢不喜欢，是衡量我们办报的标准和试金石。”

《华西都市报》一举成功，都市报旋即风靡全国。在广州，《南方日报》创办了《南方都市报》；在福州，《福建日报》创办了《海峡都市报》；在石家庄，《河北日报》创办了《燕赵都市报》；在武汉，《湖北日报》创办了《楚天都市报》……到2005年，全国的都市类报纸达到287种，平均期印数4852.3万份。

都市报的崛起，意味着中国报纸走向商品化，也真正开始重视读者的需求。此前多年，读者在办报者心中常是隐身人，办报者考虑最多的是“党”，或者“天下”，很少有“人”。因此，都市报的崛起，也可说是报纸的“人的回归”。

都市报的崛起，加速了中国报业产业化进程，以都市报的资金输血为主要支撑，各省市的报业集团陆续落成，而“传媒上市”、“传媒经营多元化”、“传媒重组”等也成为热议话题。

但在“都市化”的过程中，除了少数媒体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华商报》外，更多的报纸渐渐失去了作为公器的媒体责任。不觉中，严肃的、深度的新闻绝尘而去，只剩下猎奇的社会新闻、八卦的娱乐新闻、快餐化的消息新闻。

报纸本应该是社会的麦田守望者，现在却成了大剧院的表演者，或麻木不仁的旁观者。报纸本应该像雨水和阳光一样促成绿色的诞生，现在却让人的心脏变成冰箱。

然而，报纸也有委屈。他们要说，首先，新闻娱乐化是因为受众需要娱乐。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我们就生产光。麦克卢汉说：“工业世界大量的娱乐和公共生活，是工业人内心生活的无意识表达”；其次，在这个时代，做新闻莫不是戴着镣铐跳舞，新闻娱乐化、低俗化未必会遭封杀，而新闻政治化、舆论监督化，则常会踩中地雷，就像战后柬埔寨的耕牛。

而对“都市报”来说，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那就是近年弥漫全球的“报纸将死”的恶咒。2008年12月以来，美国的四家报业巨头，论坛报业公司、明尼阿波利斯明星报公司、新闻纪事报公司和费城报业公司，相继申请破产保保护。业界认为，这只是已经来临的报灾的一个开始。

目前，中国的报纸还没有破产机制，所有的报业集团都是公营性质，报纸的生死并不全由市场说了算。我知道一份累计亏损好几千万，且已铁定没有盈利希望的都市类报纸，因复杂的非经济考虑的博弈，至今仍没有关闭。

没有破产机制，决不意味着中国的报纸是不死的传奇，反而将其推向更危险的境地。有研究者认为，三年之内，中国将消失的报纸，不会少于100家。此论也许有些悲观，但并非危言耸听。

不过，在我看来，与劲敌网络相比，报纸也有独特财富，那就是60年积累下来的报人风骨。无论时局如何令人窒息，大写的报人，总要想方设法发出坚如金石的声音。“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60年来，无数报人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邓拓的诗句。在报人的血管里，流淌更多的是理想主义；而在网媒人的血管里，流淌更多的却是功利主义。

若说报纸还有一线生机，凭的就是“报人风骨”四字。当然，这一线生机，也可能变成灭顶之灾。



【结语】



60年，中国报业兜兜转转，中国报人浮浮沉沉，中国读者来来去去。60年，报纸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几乎所有变迁，参与了中国政治的几乎所有变革。60年，报纸为一代又一代人提供了数量最为巨大的，真实或虚妄、犀利或妩媚、悲悯或冷酷的新闻、观点与知识。

60年过去，中国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报业也同样站在通往未知的歧路之端——重现辉煌，还是就此湮灭？继续忍受或享受束缚，还是撕碎紧身衣？坚持单线条，还是多元发展？诸多难题，扣人心弦。

若认同，“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历史是新闻的定稿”（董桥语），那么我们这个专题，就是“历史的初稿”的“初稿”——是新闻的史学初稿，也是历史的新闻初稿。至于定稿，只能留给未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