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晖:风声鹤唳 法治安图?

作者:谢晖  转自:http://ahao173429.blog.sohu.com/144044018.html

一元复始,回望神州,一方面是经济指标的高歌猛进,另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发条猛拧。其中特别可关注的,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博树研究员,因为人们心知肚明的原因被勒令调离;二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萧瀚博士,因为人们同样心知肚明的原因,被“莫名其妙”地剥夺授课权。再回溯去岁,学者贺卫方的那场调动风波——一个强悍的政权,居然干预一位除了会思想,还是会思想的学者的调动,实在是天下奇闻、匪夷所思!一剪梅曾建议去年的宪法十大事例,把此事能够列入。虽未获响应,但一剪梅态度依然。

种种迹象表明,因为公民创造的伟大经济业绩,当局志得意满,并想借此既张扬居功,又打压异己,凡不同政见者,在我堂堂华夏敢于吱声,都在当局严密制约、甚至打压的范围。公民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越来越受到严密控制。一时间,借扫黄名义,要求境内所有网站都实名注册,如此,则天下敢言之士,皆入其彀中矣。

年前和卫方等聚会,谈及当局控制手法的变化,满有意思。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京内敢言之士,常被勒令调出京城,如郭罗基之调入南京、袁宏兵之调入贵州等。而今一位独立的思想者,因为在京内蛰居多年,想换个环境,调剂调剂,也不允许。似乎把一纸档案留在京内,更好控制他、摆布他、“教育”他,让思想的种子不要吹落乡下、京外,以免再来一次农村包围城市、地方包围中央。
更值注意的是,当年倘有这类问题,一个单位还要明确宣布调出或被做其他“处分”的真实理由,还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予以对质、抗辩,如今,在程序上连这样的理由也不太讲究了。至于对质、抗辩之类,更是鲜有听闻。从浙江大学的侏儒之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搪塞之词,再到中国法科第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沉默应对,表明在这个经济越来越开放的国度,官家豢养的学府却越来越会听命于人,越来越会帮闲帮凶。

但不无乖张的是:恰恰是同一个当局,却对外对内,大力声言建设法治。稍知法治常识的人都知道,法治要求权力必须谦抑,一剪梅把“谦抑”一词稍微分解一下:谦,就是要求权力者必须自律;抑,则指权力者必须他律。法治是通过刚性的硬约束机制,规范权力的基本手法,也是近代文明世界规制权力滥用,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准则。但鼓吹法治,并俨然把它要重塑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当局,在处理涉及一个公民具体权利的问题时,却如此草率、如此蛮横、如此败坏程序,如此操纵实体!

可怜我们的当事人,根本就不知道这档子事究竟是谁指使、谁主导的!谁都知道,浙大赔了夫人又折兵,未必是浙大愿意干的,否则浙大就不会事先费尽心力、大张旗鼓,引进贺卫方了;谁也明白,社科院当年劝刘军宁、如今令张博树等调离,未必是社科院所乐意的,因为一个学术单位,总要有几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否则,那和农家的养猪场有什么区别?当然,谁也清楚,停止萧瀚的讲课权,未必是中国政法大学所乐意的,因为中国第一法科学府的桂冠,决定了依法处事,是它的天职。更何况萧瀚本人的介绍已经证实,法大没有人肯出面给他一个说法:“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程序,什么理由以及什么人作出这个停课决定”。倘若是法大自己的决定,出面说明一下,有什么困难的?

当事人闷在葫芦里的感觉,凸显了这个国家虽有法律,但根本不存在法治的事实。当事人只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优秀人才在此等折磨下,要么沉沦、沉默,要么远走他乡。钱学森生前对吾国人才培养的不成功表达了振聋发聩的意见,然而,在一剪梅看来,这一切,并不在教育本身,而是遏制人性、钳制自由、反对意见表达的制度的逻辑必然。也是前些天聚会时,老贺表达了吾族“劣等民族”的意见,尽管一剪梅一千个不同意,但在一个一言堂统治的地方,要开发国民的聪慧才智,使其成为“优等民族”,何其难也!何其难也!

开放人民言路、尊重意见表达,在传说时代的诽谤木那里就已经开始了,如今,天安门广场上,虽有从诽谤木演变而来的金碧辉煌的华表,但国民却因为意见表达,每每身陷无奈、频遭囹圄,哦哦,这历史是否如当局所竭力宣扬的一般,真的进步了?还确实得打个问号。但不论如何,有两点是可以确信无疑的:

一个信誓旦旦、决心引导中国迈向法治的当局,决不会把权力的着力点用在如何对付公民说话,说什么话上。一个设身处地、借用权力来打压异己、遏制意见自由的当局,所图的决不是什么法治,而只能是赤裸裸的“权治”——我为什么要打压你?因为我有权!
 (感谢谢志浩先生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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