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大陆知名媒体人长平-大陆媒体:新的裂缝 新的光亮

来源:http://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0,5245,11050504x112010092300455,00.html

     多少年来,大陆 的新闻与言论环境不断在宽松与紧缩间起伏摆荡,始终被外界视为观测中国政治改革步伐与温度的重要指标。一方面,官方不断强调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的重要性, 另方面,大陆宣传部门仍不断划定报导与评论的禁区,媒体也往往在各种压力与考量下自我设限,而坚持新闻理念的媒体人则仍顶着压力,尝试突围的可能,撑开言 论空间,深入报导社会实态,努力让媒体扮演好权力监督者的角色。

     今年初以来,大陆媒体风波不断,更出现多起政治权力与资本打压、威胁、羞辱和追诉记者的事件,部分大陆媒体及从业人员一方面对于种种不合理的压制展开了抵抗,一方面也对媒体本身的诸多弊病进行了反思。

     在这群抵抗者和反思者当中,南方报业集团的长平是个代表性的人物。

     长平,本名张平,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南都周刊》副总编辑,现在是南都传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是大陆知名的媒体人、专栏作家,在他十多年的媒体生涯中,曾多次因为坚持信念、挖掘真相而遭到当局打压整肃,是大陆自由主义报人的典型。

     约一个月前,传出有分管文化教育系统的国保警察到报社找他谈话,而他在办公室的座位则遭撤除,同时大陆宣传部门下令他的文章不能再于《南方周末》与《南方都市报》上刊登。此事有部分海外媒体加以报导,许多大陆媒体人与网民也表达高度的关注。

     《旺报》向来以促进中国大陆政治社会良性转型为职志,关注中国公民社会的孕育与茁壮,也因此特别盼望大陆媒体环境能够向上提升,能够在转 型过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们特别专访了长平,深谈中国媒体环境的光亮与黑暗,对大陆媒体生态的反思,以及个人的定位与信念。访问纪录经长平本人审定, 将连续两天在本版刊出。

     以下是专访内容。

     问:不少评论都指出这几年大陆的媒体管控越来越紧缩,一些人还提到了“新国家主义”的抬头,你怎么看这样的趋势?

     答:在媒体管理方面,这些年更技术化,管的更具体,更到位。比如说在十年前江时代,当局在互联网的管制方面缺乏技术,所以当时纸媒常收到 禁令:“不要转载网路消息,某某消息是谣言”,现在很难收到这样的禁令,反而是网路会收到禁令:“不要转载《南方都市报》的新闻”。因为网站管理有序了, 管好了,网站有问题的话,就直接删掉,根本不需要发禁令给报社,反而报纸有时会出点问题。这是个有意思的转变。

     光明与黑暗的角力

     另一方面,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几年是有些发展。这其实是1989年后国家教育宣传的成果。那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派学者或是出(国)去,或是不能谈原先的理念,大家都去搞国学等研究。李泽厚有句话:“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描述了现状,没有说原因。

     这种现象不完全是自然发展的,思想家是不得不淡出,政治高压不允许思想家存在,大家就去钻故纸堆。当局也想利用国学,提倡民族精神,慢慢 的教育了一代人,加上百余年来国仇家恨的历史记忆还是很深,这些结合起来,让民族主义情绪一波波的发展,再和技术一结合,对媒体的管理就相对容易些。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技术还在发展,如推特等也有当局管不了的地方;另方面,在民族主义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会开始反省,出现 不那么“纯洁”的思想,这会给当局带来新的麻烦。和过去比较,管的是紧了,但是也要看到新的裂缝在出现,新的光亮在照进来,这两者谁强谁弱,现在还不好 说,还在变化中。

     当党报必须面对市场

     问:今年以来,大陆媒体发生了许多事件,比如两会期间13家报纸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共同社论,湖北省长李鸿忠抢夺记者录音笔引发连署抗 议,媒体人连署抗议《重庆晨报》在三名记者被警方拘传时的表现,还有多位记者被通缉、威胁等等。中国媒体人展现了对理想的追求与对压制的抵抗,能否谈谈你 的观察?

     答:首先,要看到媒体型态的变化,以李鸿忠事件来说,过去能进入那种场合(两会)的都是党报。在过去,记者首先是进不去,进去了也不敢这样提问,即使提问,报社也不会支持,报社领导的利益是在官场。

     现在,即使是《人民日报》,它也要面对市场,要办《京华时报》,那个被怒斥的记者就是《京华时报》的。《京华时报》报社领导的利益是在市 场,要把报纸办的有人看、有广告,所以从利益出发,也要支持记者出位,提不一样的问题。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过去是“先媒体后市场”,媒体从宣传机 构中剥离出来,走向市场。现在,如网易、腾讯等新媒体一开始是做游戏等别的生意,挣了钱再来做媒体,是“先市场后媒体”。

     另一方面,管制让有理想的媒体人感到很压抑失望,有机会的时候,市场导向和专业主义这两股力量就会结合,共同来反抗。这批人中很多是受80年代影响,希望媒体更开放,而这几年媒体的发展,专业主义的理论如独立性等,也比较多的深入媒体人的思想里。

     我们经常联合起来

     还有就是媒体平台的多元化,传统的连署抗议是很有风险的,现在有很多网路的技术可以运用,可以很快、很安全的出来,这几股因素结合起来的确形成了一种反抗的姿态。

     李鸿忠事件当然是有点妥协,是假装或真的认可体制设定的法律程序,向人大提出诉求,这是合理合法的。而《重庆晨报》事件,连署人没有针对当局,是针对报纸,这是反抗的策略。另外,当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相比而言,媒体人比较谨慎,可能还不至于让当局分心来镇压。

     户籍制度是个安全的话题,讨论多年,体制内外几乎达成必须改变的共识,现实上也难以为继。所以,共同社论的主其事者是藉这个话题推动一 下,采取了这样的形式,宣传部门可能首先是震怒于这个形式-“联合起来”,要把这个趋势打掉。其实,我们经常联合起来,只是都是由宣传部统一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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