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月报:翟明磊:新闻骑士在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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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N记者 徐秋颖 北京报道

2010年8月29日,清华园。偌大的咖啡厅里有点空荡,昏黄的光线落在翟明磊的额头上,一层汗珠闪闪发亮。

翟从随身带的急救包中掏出一把他自制的折扇,白色的扇面上有他用毛笔写的一首诗――送给蒙难中的金燕和孩子,打开合上,合上打开,习惯性地不断重复。

他宣称自己是个人主义者,却对公共事务极其挑剔。他用新闻报道匡扶正义,也喜欢用诗歌和笑话来表达态度和情绪。

翟的名片上,用毛笔写着硕大的"壹报"二字,他以"壹报主人"自居。号称"一个人的报纸",却行诸多媒体不能之事,不断突破新闻禁区。

无疑,这是一份特殊的报纸――以网页形态存在的电子刊物,常常遭遇"页面无法显示"的尴尬,以至于他的名片上不得不印着墙外的网址(意为翻墙登陆)。

即便如此,翟视此为阵地,甘为公民记者。"铁骨铮铮,一人独立,欣然在野,哭歌民意。"

直至今日,他已多次享受"被喝茶"的待遇,却一再表示自己胆小,见到蟑螂就夺门而逃。

在此之前,翟曾供职于《南方周末》。这期间,写出多篇在大陆影响巨大的报道――《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东南大学顾冠群论文剽窃案》、《上海交大有没有招生黑幕》。同时,他还对环境、NGO、维权等社会问题长期关注。

后来,他在网络上发出《我的辞职信》――我为新闻而来,我为新闻而去,被业内人士冠以"新闻骑士"。

2007年7月6日,翟创办的杂志《民间》被查禁后,他发文明志:"我宁愿倾家荡产,也要坚持争取实现个人理想的昂贵旅行。"

有媒体评价:从著名媒体的知名记者,到独立刊物的创办人,再到失去媒体身份的公民记者,翟明磊用亲身历练,见证了近年来中国整肃媒体的全过程。

翟对此调侃道:"应该说是越过越回头,如今变成了光棍媒体,独立办刊人的说法纯粹是给自己壮胆。我不喜欢这种标签,我属于我自己。我也不会因为这个标签去做事,也许过段时间会发现我在体制内的报纸做新闻了。"

本是自由人

大学伊始,翟在鼓楼将课本卖给了厂里的通讯员,换了啤酒喝。"因为我发现所有的新闻课本其实是一句话:依靠党委采访。"

翟明磊的新闻之路,始于大学。

"在大学,我们班学习最不用功的就是我了,到现在还在为新闻理想奋斗,说起来太搞笑了。" 翟明磊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1990年代,南京师范大学。那时的翟喜欢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中一句话:一个年轻人成熟的标志就是把他所受的教育都呕吐掉。

大学伊始,翟在鼓楼将课本卖给了厂里的通讯员,换了啤酒喝。"因为我发现所有的新闻课本其实是一句话:依靠党委采访。"

翟当时办的班报叫镜报,贴在中文系走廊里,因刊登王波同学《对文革的反思》被学校撤掉,他就换了文章继续抗议。

大学什么都没学到,却有一个个人至上的脾气。当然,他认为这是1970年代生人最为宝贵的东西。

如今,翟转身一变,兼职当起了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教授新闻调查,一个星期两堂课,如今已经执教两个学期。

第一天上课,翟就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上课可以睡觉,不可以打呼噜;可以谈恋爱,不可以亲嘴。"

上课从来不点名,学生觉得老师讲错了可以走,喜欢可以带同学来听。"我不希望他们成为点名的奴隶。"

除此之外,翟还常常在课堂上播放一些胡杰、艾未未、艾晓明制作的纪录片,他的学生说,我们是经过了多少年应试教育过来的,我们听了你讲的一个案例心里已经非常悲愤,你又给我们连续放了那么多录像案例,心理都快崩溃了。

"非常对不起。你们可以自由出入。还得加一条,播放录像提前预告,你们可以选择听还是不听,免得对你们心理健康有所影响。"翟马上补充道。

翟上课时还插播广告,"同学们,你们知道么,在古代,张生翻了墙才找到了崔莺莺,我们现在翻了墙才能找到点真相。能翻墙,真风流!"不久后,网络中果真出现一个名为张生的翻墙软件。

他也偶尔跟好友冉云飞抱怨:"讲课费怎么这么低?"冉答:"你就当作"义务教育"吧。"

行动改变生存

翟认为,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困境,都要保持想象力,如果有一种共同的想象力,那就是一种理想――公民社会。

当老师的翟明磊,现在也听别人的课。

翟在刚结束的清华大学有关"农二代"的培训课上,一如既往地较真。"NGO的主管主办单位,完全应该取消的――所有官方的基金会,比如红十字会、中国慈善总会,都应该像国企改制一样从卫生部或民政部脱钩。"

" 江湖上有句话,老子不做老大已经很多年了。――老子不做NGO也能很多年了,终于可以放点炮了。"2003年他从《南方周末》辞职后,曾致力于NGO"绿 根力量"的建设,旨在培训民间草根团体。 然而,对于NGO管理制度的弊端,他不满当下专家、媒体集体呈现的失语状态,此前也曾有学者提出建议,但无效果。

"不管有没有效果都得说,因为这是不对的事情。就像老鼠来了之后,有人轻声地说,老鼠,打。这样是没什么作用的,要人人喊打,大声地喊,总会有效果的,对吧?"

翟面对阻碍,有着超乎寻常的毅力。早在"绿根力量"建设之初,核心理念便是"脚踏实地,做不可能之事。"翟认为,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困境,都要保持想象力,如果有一种共同的想象力,那就是一种理想――公民社会。

2005 年,翟与同仁创办杂志《民间》――大陆第一份倡导公民社会的刊物。这是翟为实现理想开辟的另一块阵地。以"行动改变生存"为口号,讲述中国民间互相援助的 公益故事,一些被传统官办媒体忽视的领域则是它的报道重点,比如乡村自治典范、西部乡村教育、NGO组织的活动等。

打包、糊信封、组织人员运送――创刊之初,翟身兼数职。而后期应付工商税收部门,与警察打交道。凡此种种,使他深感一种叫承担的东西。

《民间》的经费相比正规媒体可谓捉襟见肘,翟却很乐观,形容那段日子"给你点阳光就灿烂"。

《民间》有自己的新闻手册,第一条是你应该买什么样的睡袋,怎么在野外保暖。这是因为记者们大部分时间住在农民家里抑或露宿。

"当年我们用一万多块钱,到海拔7000多米的草原、森林,去做有关民族文化的稿件,其中一个女记者身上有20多个跳蚤咬的包。"翟觉得那是一段与志同道合之人带着诚意去做事情的时光。

在此之前,他还操刀一份印数仅八份的《野望》杂志,翟笑谈这是"非法出版"的第一本杂志:朋友杂志,朋友供稿,美术设计,甚至插图都是自己手绘的,只用打印机打印给朋友。

《民间》的消失

翟随后发表《〈民间〉停刊告读者书》,认为《民间》遭遇的是另一场完全没有法制精神可言的"精神严打"运动。

翟坚信有些人天生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出版本能。而在大陆,这种本能无疑受到了挑战。

据大陆官方公开的消息称,2007年7月6日,广州市有关部门认定《民间》为非法出版物,对其杂志编辑部进行了查封。同时被查封的还有《中国发展简报》。

在大陆,刊号被控制在所有被政府认定的出版机构中,私人不得出版任何报刊,连纯学术机构也无权有刊号,因此刊号已变成一种稀缺资源,在市场上月刊刊号甚至可以达到一年20多万元的价格。

在翟看来,《民间》最后一期,有关龙泉等一系列土地斗争方面的报道是导致查禁的主要因素,"尺度问题并不大,但得罪了某些官员的个人利益。"

《亚洲周刊》报道,国内外舆论认为奥运临近、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当局要为此扫清一切舆论障碍,占领媒体高地。如果将两刊物事件与自2006年起就发生的多家民间网站被查禁事件联系在一起,不难发现,中国当局的一些执法部门越来越多地担当起抢夺舆论阵地的"清道夫"。

在《民间》停止出版后,《民间》电子版在网上开始出现。8月20日,网络警察要求停止民间电子版的制作。

随后各种转载《民间》内容的博客被关闭,甚至美国的服务商通知中止服务器。《民间》网站被屏蔽。

翟随后发表《民间停刊告读者书》,认为《民间》遭遇的是一场完全没有法制精神可言的"精神严打"运动。《民间》查封是违宪行为,违反了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

后 因此文,令他意外的事情发生了,2007年11月29日上午十点多,翟明磊家来了五位不速之客,他们来自上海文化市场执法大队。三人出示证件后,开始对房 间各个角落进行搜索,搜走了翟留底的四十一本《民间》,同时要求检查电脑,并要求卸下硬盘带走。理由是涉嫌非法出版物《民间》。

调查记者王克勤形容此事件为"抄家事件",让人想起"文革"。

翟只能去网吧上网,将消息传出。他在公开信中写道:现在我心安宁,决心迎接一切暴风骤雨,古人云:"吾大文已成,虽风雨雷霆不能动摇。"

"有趣对抗无趣"

翟开始反思,有时候一些苦难会让人无法发现生活的乐趣,而人的心灵在慢慢滋生一种仇恨或是一种愤怒。

同时遭到打击的还有"绿根力量",翟担任其执行理事。工商部门开始频繁登门,政府也建议其自动解散。

起初,翟和同事们拒不接受,以至于员工常常被跟踪,工作无法开展,最终被迫解散。

翟彻底地失业了,沮丧的情绪蔓延开来。"一心做新闻的人,很容易失业。"赋闲期间,他为自娱,设计了两盒名片,正面写"奉旨钦定非法出版物《民间》主编翟明磊",背面写"法外容情,暂未收监,继续折腾,报效百姓"。

翟开始反思,有时候一些苦难会让人无法发现生活的乐趣,而人的心灵在慢慢滋生一种仇恨或是一种愤怒。他还时时有一种无力感,发现自己做的事情没有多少人知道,有什么意义,这就像毒蛇一样纠缠。

相比有时面临的危险境地,翟醒悟到,心灵的麻木更为可怕。"每遇到危险的时候,人会有个心理的调节,需要把兴奋的阀值提高,可经历很多后难免会变得麻木起来。"

很快,正如翟在《民间停刊告读者书》上所言,纸面《民间》已停刊,但电子版《民间》仍会以各种方式存在下去。

于是,壹报作为《民间》的延伸开始发挥作用,《民间》最后一期有关龙泉土地斗争的新闻成为壹报的首篇报道。

其实,从创意到筹备仅20分钟,创办经费100元,现在涨成每年120元(海外服务器空间费用)。确定的主旨是――"有趣对抗无趣,微笑应对咆哮。"

在壹报发刊词中,翟表示它将成为个人主义的媒体,里面或有偏见,或有任性,但绝无谎言。

2010年中国"两会"期间,壹报刊登了一组关注寒冬露宿者悲惨命运的报道。此前这篇报道流传于国内其他媒体,但无人敢发表。

翟说,"大家都应该把壹报做底线,大不了就在壹报上发。"刊登这组报道,翟为此还支付了稿费。

"虽然隐落江湖里,也有清光照九州。"这是一位读者送给翟的两句诗。再过三天,壹报将期满三年。

公民与公民社会辩证法

在2006年底《民间》推出"公民课堂"增刊读本。在第一辑增刊上,办刊人以《纸上的民间书院》为题做了卷首语,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办刊的理想――做一本中国的公民刊物,办一份出色的公民教材。

至此,翟明磊由记者向办刊人的转变之际,又多了一层身份――公民教员。

最好的公民教员是什么?不是鼓动者,不是革命家。而是开启民智,像我们这样反权威、平等讨论讲述历史知识的人,公民教员是唤醒他人的权利意识,而不是代别人选择,同时自己去援助别人。

李慎之曾说:"如果有下一辈子,我想做一个终生的公民教员。"翟想在这辈子就实现他未尽的理想。

独立式民主

CCN:2003年从《南方周末》辞职到2005年《民间》的创办,这期间你都致力于NGO建设,而没有选择做新闻,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翟明磊:《南方周末》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开始关注中国农村和弱势群体。我曾在报社专门做过一件事――接待300多个上访户的投诉。从中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人的心理状态代表民众的一个普遍状态,寄希望于政府替自己说话,却没有想到维护自己的利益。

我觉得这是社会最低的一块板,应该增高,"绿根力量"所做的就是增强草根团体的能力培训,增强大众的公民意识。其次,言论若没有自由,就像沙滩上建城堡,这就有必要同时努力,既要告诉民众维权的方法,也要为言论自由去呼喊,同时也不要回避民主政治的理念。

我 离开《南方周末》之前,还做了一件事情――翻报纸,我发现三年前的和三年后的《南方周末》,很多文章用的标题、话语都是一样的。找不到事情的切入口,单纯 变成一种抱怨,对话语的重复还是需要警惕的,比如民主政治改革如果不去寻找一个切口,却光喊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只有迎头而上,而不是退却,才可能获得一个 更美好的未来。

CCN:《民间》的口号是"行动改变生存",这样说的原因是什么?

翟明磊:中国大部分资源都控制在国家和政府手里,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是可以给予希望的,但是必须明白政府的变革很少会是主动的,必须有外在的压力,而这个压力是来自民间和公民社会。

我们不再跪着乞讨民主,我们要有行动,继而形成压力,这是"独立式民主",我经常喜欢表述的是,我们不"革命",但我们要经常"起义"。这样一个方式比较有效。

有些事情不能做的时候,可以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不要放弃,因为人的放弃会改变心理状态,越不行动就会越来越无力。当不能做一个大的行动时可以做个小的行动,做不了"危险行动"的时候可以做个"合情合理"的行动。

建立民间道德谱系

CCN:在你看来,中国的公民社会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在现实框架内,如何才能推进它的发展?

翟明磊:如今还属于比较初级的阶段,有几点是必须明确的,必须建立一个民间的道德谱系,在重大问题上应该有自己的态度,比如对因言获罪的人,应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支持系统。

其 次,鼓励人们利用合法的渠道来传播维权理念。和台湾的朋友聊天,台湾以前也做议员的选举,但大多是被乡绅控制,特别是被"政府"控制的,选出来所谓的议员 都是"政府"的人,但正是有这个体系,即使在野的人明明知道自己选不上,但可以借此搞群众集会,散布独立的杂志,这个阶段基本看不到当选获胜的希望,却可 以传播理念,壮大自己的力量。

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要学会一种奔放的表达,中国的压抑太深厚了,有时候不一定能改变社会,改变国家,但应该可以改变自己,当每个人的声音都很奔放的时候,就会形成一定的气场。

CCN:你明知阻力重重,有时还会影响个人生活,继续坚持的理由是什么?

翟明磊:和一些老先生谈谈就会发现我们没有理由停止自己的步伐,他们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去改良这片土壤,像李慎之,左方,江艺平。

我不能算是一个激进派,但我还是希望公民社会的脚步能够快一点,同时也在警惕自己的耐心。我们需要耐心,问题是人只能活一世,很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很多的变化,但这变化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这是一个需要不断累积力量的过程。

(本文首发于《长城月报》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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