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2007年03月20日发表)
请停止阻挠我们的书在台湾发行
(博讯 boxun.com)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是我们积12年心血研究写成的书，目前已有近30种文本，全球销售量逾百万册。去年9月，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中文版 （简称《毛传》），在台湾上市后，立即得到媒体的广泛报导，读者回响强烈。正当热销之时，《毛传》在台湾的发行突然被中断，迄今已达4个月之久。
去年11月3日，开放出版社告诉我们，负责在台湾经销《毛传》的联经公司通知他们：“王荣文向联经发行人说：要求现在存书卖完，不再从香港进货。”联经决定中止我们的书在台湾的发行。据联经表示，王荣文给他们看了一封他的律师写给我们的信。
王荣文是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曾在2005年与我们签约出版《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但就在去年4月出版前夕，他单方面毁约，使我们不得不另找开放出版社出版。
《毛传》的发行中止后，台湾书业谣传，说《毛传》有法律问题，卖《毛传》有可能会犯法。结果是《毛传》从台湾的书市消失了，有书店甚至取消了大量读者订单。
《毛传》真有法律问题吗？据我们所知，王荣文没有在任何法院提出任何起诉，更没有得到任何法院的裁决。没有任何法庭判决台湾不许出售《毛传》。
王荣文不过是教他的律师给我们写过三封信，声称远流公司对《毛传》拥有“著作权”，或“衍生著作权”，把我们因他毁约而不得不另找出版社出版《毛传》，叫做“著作权侵犯事件”。
我们要请问王荣文先生：你的“著作权”从何而来？你的律师信曾附上清单，罗列远流公司当初准备出版《毛传》时做的编辑工作。请问，那些编辑工作，哪一项不是一个出版社出书的份内工作？难道远流做了些份内的编辑工作，就能对我们十几年的心血结晶拥有“著作权”？
正如我们的律师在给王荣文的律师的信里指出，王荣文的律师信“没有任何一点可以构成指控我们的客户（指张戎、乔．哈利戴）侵犯《毛传》著作权的理 由”。“《毛传》是我们的客户用英文写成，并由我们的客户翻译成中文的。”“我们想像不出，您们的客户做为出版社，怎么可能对《毛传》著作权享有任何权利 ──无论是对《毛传》原文，还是对《毛传》中文版。您们的信中提到的所谓‘衍生著作权’，在英国法律里根本不存在。”
即便在台湾，王荣文的律师提供的“台湾著作权法”第六条第一项，对“衍生著作”的定义是：“就原著作改作之创作为衍生著作”。远流所做的编辑工作，能谈得上“就原著作改作之创作”吗？
远流不仅没有“改作”《毛传》的内容，也没有“创作”《毛传》的封面和版型。中文版封面是芬兰文版封面的翻版，由芬兰出版社授权给我们使用，与芬 兰文版的不同只是换上了中文字，而字形和摆放位置都是开放出版社按照我们的要求制作的。至于版型则是开放出版社设计的横排版，与远流先前设计的竖排版风马 牛不相及。
王荣文声称对《毛传》拥有“著作权”，不仅荒谬可笑，而且毫无法律根据。我们衷心希望，真相大白之后，台湾的书业、媒体和读者都能主持公道，让《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重新出现在台湾书店的书架上。
2007．03．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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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戎声明稿回应 关于张戎声明稿回应
王荣文：“我们要维护编辑著作权。”
针对张戎与乔．哈利戴的声明，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表示，并未如同声明内容所指，要求联经发行人不再进书，只请律师将给张戎的信件附本寄交联经，继续进书与否，由联经自行判断。
王荣文并再次强调，他并未声称拥有《毛传》“著作权”，而是远流曾经与张戎针对书的内容讨论、往返近八个月，“对于编辑所付出的知识劳动，不该在 未经知会的状况下，就拿着最后的定稿与其他出版社合作，这样的行为可说是相当不礼貌的。”也因此，最新一封由远流发出的律师信中，除了要求与张戎和解，并 希望以赔偿的方式，要求张戎退回《毛传》与《鸿》二书的预付版税（共3万2千元美金），但“倘若远流公司此一和解姿态竟被误解成远流公司坚持索回预付版税 本身，将令人感到遗憾。”
王荣文并指出，他认为远流与张戎解约，张戎绝对有权利另寻出版社合作、发行，但不该忽略远流编辑与美编曾付出的心血，至今未向法院提出告诉，乃因 为不想牵涉其他无辜单位如开放出版社、田园书屋、联经，“这是出版社和作者之间的纠纷，我们希望私下和解，而非得对簿公堂。”
在远流法律顾问萧雄淋去年9月所寄出的律师信中，则清楚罗列出所有经编辑讨论修改等事项，包括：更正错别字、配合台湾地区用语习惯更换若干用字遣 词、统一繁、简字体及数字、补充若干事实记载、部分外文译名加附原文、采访名单总览、查阅档案馆一览表、中文征引文献书目之翻译、制作译名对照表（中国译 名、台湾译名与外文之对照）等多项。这也正是王荣文所想要捍卫的，他说：“我们要维护编辑著作权。”
林载爵：“未来如果问题解决，也绝对继续代理发行。”
对于张戎提出“声明”，代理经销《毛传》的联经出版社发行人林载爵表示：“王荣文将他们传给张戎的律师信亦寄交联经，虽然目前在台湾尚未对此书有 任何法律上的动作，包括起诉或裁决，但基于同业间的默契与惯例，只要有书涉及法律纠纷，我们就暂停代理；未来如果问题解决，也绝对继续代理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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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血的垄断与霸权
记者邓蔚伟／特稿
远流出版社与《毛泽东传》作者之间所引发的争议，与其说是争议，不如说这是出版界的一件丑闻。
远流出版社片面毁约在先，王荣文却指责对方“不礼貌”，有点像恶人先告状，就像做生意的甲方不顾诚信、毁约在先，还要对正当保护自己权益的乙方 说：“唉，你很不礼貌耶！”还不止于此，当乙方跟丙方另外采取合作后，毁约在先的甲方又回过头来向乙方索回订金，而这个订金不仅是合约规定，乙方有权利不 予退还，而且甲方这个应付的订金根本只付了一半。如果乙方根据合约要求甲方全部付清，甲方是赖不掉的。
所以，王荣文向张戎索回订金（其实是一半），用了一个理由，叫做“维护编辑著作权”，不论从法规、逻辑上来讲，要对所有编辑负责任的，应该是雇用 他们的老板王荣文，绝对不会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作者张戎，这是王荣文在处理一件生意中，自己毁约所造成的损失，自己就必须全部承担，这岂能把“工作八个月” 的员工权益附加给受害人？
《毛泽东传》因政治因素被中国政府封杀，但是在民主化的台湾社会，政府已经不可能做出这种事，诚心希望台湾的大出版商千万不要用“默契”来形成不见血的垄断与霸权，让台湾真正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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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编辑著作权”？
蔚理法律事务所郭承昌律师针对所谓“编辑著作权”一词表示：由于国内对于智慧财产权的相关法律仍在发展中，因此，现今明文条例中，关于编辑人的权利，共有两类型。
第一种类型，依著作权法第11条、第12条规定，编辑人将文稿加以排列、组合，形成一种特殊的编辑排列（比方编辑年度散文选），这种“编辑”物，依著作权法规定，本身也享有“编辑著作权”。
第二种类型则是编辑人所写的文稿，除非编辑与雇主另有约定，否则，著作人及著作（财产）权就归属编辑人自己。
在“编辑著作权”的相关纠纷中，需经“认定”与“程序”两部分，倘若双方对此“认定”有落差，就得进入“举证责任”。因此，如远流公司所称之“编辑著作权”为上述两类型之外，台湾尚无明文规定，或许未来会渐渐发展完整。（记者孙梓评）
_(博讯记者：凌锋)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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