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上的民意表达

 

作者：李永刚    来源：二十一世纪

 

中国互联网上的民意表达

 

李永刚

 

*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研究」（07JZD0026）子课题之治理机制的部分研究成果，特此致谢。

 

　　尽管在今天的世界，电视、电台、报刊等传统大众传媒依旧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互联网的快速成长并没有如乐观者先前预期的那样，彻底颠覆旧有的传播范式，但也绝不像悲观者抱怨的，它只是提供了「公共领域」的幻觉1。或许，在历经数百年发展的西方民主国家，由于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比较广泛，与选票挂�的民意一直倍受重视，互联网不过是既有媒体和生活方式的补充和延展，「纵欲」的快感并不强烈；但是在中国，由于严格管制而长期处于喑哑状态的各种民间话语和民间力量，突然间借助新的技术手段找到了出口。互联网遂成为「新人类」在感官疆域中的个体狂欢提供了手段，也为传统意义上的「本份公民」构建起了互动参与的新平台。

 

　　不断涌流的个人表达不仅以「众声喧哗」2的热闹形式挑战既有的「霸权独白」，针对焦点事件的公共讨论更是以「井喷」之势，成为网民介入中国现实政治生活的神兵利器。在纷杂的声音和事件的迷雾中，我们是否可以探究和总结出民意凸显的新机制？来自网络江湖的表达意愿，究竟如何对现世庙堂的施政产生效果？这正是本文关切的主题。

 

一　网民：一个新社群的成长

 

　　2009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3。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网民人数达到2.98亿（宽带〔或称宽带〕接入者2.7亿），超过了英国、德国和法国的人口之和。纵向比较，网民人数已是1997年10月第一次调查时的481倍，是2003年的3.7倍。互联网的普及率达22.6%，首次超过21.9%的全球平均水平。

 

　　规模如此庞大的网民人群，从主权国家的户籍管制和身份识别系统中游离出来了。他们以更加模糊、更加多元的面孔在互联网上游弋，既可以轻易跨越信息化的领土边界，又能在瞬间聚集起群情激愤的议事广场；既可以冷静理性地表达对单个议题的个人见解，也能快速促成现实世界中的集体行动。「民意在网络上的现身，不再是嘘的一声，而是轰的一声；不再是意见领袖振臂高呼，而是陌生人成群结队。」4在中国，这肯定是史无前例的现象。

 

　　对于19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来说，网络更像是外置的技术工具，可以连接，也可以卸除。但1990年后出生的城市年轻一代，几乎和互联网一起成长，成为互联网的「原住民」，上网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难以区隔。网络社群人口的激增和平民化趋势，改变了互联网的传播模式。互联网早期的民意表达，带有较强的知识分子气质，到2003年「孙志刚收容致死案」引发「新民权运动」时5，精英的主导和作用还显而易见；但到了2007年前后，「新意见阶层」崛起6，普通网民在更大范围内自主地问政问责，从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厦门「PX事件」到山西「黑砖�」，「谁都别想蒙网民」7。

 

　　我们当然可以用各类统计数据来描绘变动中的网民群体的物理特征，但依靠某些经验观察，也许更能把握这个新社群的特质。和现实世界的社群相比，网民群体的表现往往更具多元化、自组织色彩，因而更富有戏剧效果。

 

　　——N重自我的放肆表达

 

　　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曾经将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区分为「前台」（剧本规定的角色）和「后台」（他们真实的自我）。他深信，人们在前台情境中的自我表演是高度受控的，甚至是刻意营造或设计的。诸多个体的同质表演形成了一个个刻板化的「剧班」。观众也一样，依据主流价值对表演者给出评价，形成另一个观看的「剧班」8。可是，在互联网中，个体的识别信息被大幅度遮蔽，观众群模糊不清，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多样和碎片化的开放世界，传统的道德标准和参照框架，被淡化为脆弱不堪和变幻莫测的背景。失去某种「社会化」控制的网民，不再需要那么循规蹈矩地表演和观看，自然有胆量甚至乐意去展现私密的我、情绪化的我、夸张的我、丰富的我。有一种说法是，现在的网民正像三十年前的农民、二十年前的乡镇企业家那样，自发地、每日每时地释放着非体制的力量，表达着新的权益要求9。

 

　　——集体行动的瞬间收放

 

　　互联网上的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在这个通过网线搭建起来的巨型蛛网中，住着太多亲切的陌生人，「交流」在这里成为某种可以随用随取的物质。更妙的是，它还设计了一个联机或者脱机的「开关」，使得交往可以随时展开，也能够嘎然而止。它扩展了人的群居本性，又不滋长极度亲密可能造成的过份忧伤。在这种没有门牌号码、没有科层结构、没有章程规范的松散社群中，网民有小区无单位、有意见无领袖、有集结无纪律。集体行动无需长时间酝酿，没必要精心组织动员，暴风骤雨说来就来，厚重乌云说散就散。

 

　　——流动空间的蝴蝶效应10

 

　　互联网社群的特别之处还在于，网民的意见表达和信息传播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把关人」的审查，他们把个人计算机变成了公共生活的「接口端」，在卧室、办公桌、网吧等「幽暗」处就可以「公开喊话」，也就模糊了公共与私密空间的感知和界线。在这里，「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取代「地点空间」（space of place）11，构建了一个空前巨大的、人人可以置身其中的网络「舆论场」。愈来愈多的事实证明，在互联网通达的地方，一件「小事」可能在瞬间就被放大，一个「小地方」的一点「小动静」，也可能立即就被世界瞩目。2008年中国大事频发、波澜起伏，互联网更是无可争辩地成为信息传播和舆情汇集的主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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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萨维尼（Heather Savigny）着，张文镝摘译：〈公众舆论、政治传播与互联网〉，《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9期，页39-43。

2 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 报告全文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站，www.cnnic.net.cn/uploadfiles/pdf/2009/1/13/92458.pdf。

4 王怡：〈网络民意与「程序正义」〉，《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月19日。

5 秋风：〈新民权运动年〉，《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12月22日。

6 周瑞金：〈喜看网络「新意见阶层」的崛起〉，《南方都市报》，2009年1月2-3日。

7 胡传吉：〈2007中国网络年鉴：谁都别想蒙网民〉，《南方都市报》，2008年1月13日。

8 戈夫曼（Erving Goffman）着，黄爱华、冯钢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一、二章。

9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中国互联网网民报告（2008）〉，载汪向东主编：《中国网情报告》，第一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页3。

10 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形象的说法是，蝴蝶在热带轻轻扇动一下翅膀，遥远的国家就可能造成一场飓风。

11 Manuel Castell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formation Age",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Reader, ed. Frank Webster et a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138-49.

 

李永刚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