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唐克超 转自：北京市科委网站
作者 : 唐克超 2008年第六期
摘 要：随着网络技术应用的普及和发展，舆论的传播方式和传播速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网络舆论对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状态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从非传统安全观的视角看，由于网络舆论传播的普遍性、跨国性、复杂性、不可控性等特点，网络舆论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新问题。本文论证了网络舆论对社会的影响，研究了网络舆论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冲击，提出了针对网络舆论的高度重视、疏导结合、有效管理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网络舆论；国家安全；影响
中图分类号：1)6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08)06—0056—07
一、引言
近年来，伴随互联网及相关技术发展和普及应用，出现“网络舆论”这一新型舆论形式，其主要载体是网络媒体、网上论坛、网络视频与电话、即时通讯及网络互联的移动通讯工具。网络舆论是在互联网上通过有关事态信息传播、新闻跟帖、网上评论等形式，具一定倾向性和影响力的群体性意见。网络舆论是社会现状和问题的 “投射”，是民意、民情、民怨的反映及民众参政议政、舆论监督的重要途径。但网络舆论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和敏感问题结合紧密，且参与主体成份复杂，不免会带来一些负面内容并造成消极影响。若对其监管、疏导和引导不力，在西方及敌对势力煽动和利用下，将直接影响和危害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二、网络舆论已经成为超越媒体的“政治软力量”
与传统媒体舆论相比，网络舆论具有多元复杂、即时互动、传播无界和隐蔽难控等特点。其参与主体多样复杂，内容数量庞大，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已经成为超越媒体的政治软力量。
(一)网络舆论弱化了政府对社会信息的控制力
网络的普及可以使一个国家的政府随时置于大众和其他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之下，使其内政与外交的透明度越来越高，受到的牵制和约束也随之增大。在互联网成为现实之前，世界各国的人们想要了解国外的信息，几乎都只能经由本国的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等。这些媒体有权决定哪些信息应予以传播，哪些信息不予传播，甚至那些信息在人为“改造后”传播给公众。即是在号称“新闻舆论自由”的西方国家，信息在媒体上的传播也是受到国家的严格管制和监视的。这种“信息过滤器”的社会职能使得普通民众平常所接受的实际上是有导向和受过筛选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需运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就可以实现对信息和舆论环境的有效控制。
但是，网络舆论的出现却打破了传统传媒的垄断性，网络舆论作为“第四媒体”，它的发展事实上已经开启了人类信息和思想多元传递的新纪元。网上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是完全自由和在相当程度上不受政府的管理和控制的，任何一个支点上的个人或团体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突破国家的监控，随时以低廉的费用向全世界自由发布信息和传播思想，同时也可以自由地选择和吸纳信息。网络舆论主体是大众化，内容是庞杂的，载体是一个开放的全球性即时平台，这使得政府难以对网络舆论主体、内容和载体实行全面控制，弱化了政府作为传统舆论“把关人”权威。网络发展所带来的这些革命性变化，正极大地冲击着政府的权威，使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扩大，使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力呈下降趋势。
在我国，矿难事故、群体性事件、流行疾病、腐败案件的民间议论，以及一些不实和激烈言论常见于网上，汇成一定的网上舆论，并进而影响社会舆论，形成巨大压力，迫使政府做出回应。近年来网上“孙志刚事件”、“刘涌案”、“官煤勾结”形成的舆论冲击便是实例。
(二)网络舆论已经成为政治动员的新手段
传统的权威性政治动员的主体是国家或政党，而网络时代的诱发性政治动员是“多头政治动员”。在网络时代，政治动员的主体不再被以往权威性的国家和政党所垄断，其他力量已跻身政治动员主体的行列。
网络舆论的开放性和隐蔽性给新兴动员主体提供了行动的机会和场域。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的相对独立是网络社会的主宰机制，它能够将核心的政治运作过程从现实的政治控制中转移出来。借助于网络舆论，人们完全有可能绕过政府的控制，而获得全新的政治动员条件和机会 。
网络舆论的交互性和超链接扩散性促成新兴动员主体的出现。网络社会人群不断被细分化，细分化的人群和自己的代言人能很容易地在网络空间相遇，就共同议题达成共识，迅速凝结成目标一致的行动力量。各种政治声音都可在网络空间找到自己的社会基础，这就刺激其中的精英分子和自觉分子主动充当群体的代言人和动员者。在社会分化的今天，传统的一呼百应的政治动员变得十分困难，而整合严密的少数派权力充分凸现出来 。
网络的快捷性和低成本性，使个人和组织的政治动员成为可能。传统的政治动员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而网络政治动员可以借助于网络传媒特有的技术优势，政治动员主体的少数人甚至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信息在网上的快捷而广泛的传播，大大节约了政治动员的成本。
网络时代是中枢少数派的机会时代，网络催生了政治动员主体多元化时代的来临。中枢少数派是网络时代的预言家，他们是信息、信使、动员者的统一。往往在秘密的情况下，动员者往互联网输入一些数据和别有用心的信息，“那就会引起没完没了的麻烦，造成意想不到的权力转移”。网络是权力关系剧烈重组的来源，新的传媒系统是权力转移的倍增器。这些主体不仅影响了国家政治动员的自主实施，而且日趋分享着过去由国家所独享的政治动员权力，占据着新的权力空间，导致网络时代的权力转移。
(三)网络舆论易成为街头政治的“导火索”
消极网络政治群体利用网络舆论的互动性进一步强化自己消极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一旦时机成熟，他们还会把自己的活动延伸到现实世界，从而导致聚众行为和政治危机事件，直接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
在重大事件和社会危机发生及处理过程中，网络舆论易起到鼓动、误导和干扰的作用。一旦矛盾激化，可能会触发大规模政治骚乱与街头暴乱事态的发生。由于网络舆论传播的快捷性，其组织活动的隐蔽性，政府一般难以发现，即使发现，也很容易错过控制的最佳时机。因此，网络舆论的政治极化，形成对于国家政治稳定的极大隐患。
2002年，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报告就指出，“在印尼，苏哈托专制政府没有有效控制住互联网，民主派利用互联网进行协调和组织，推翻了专制政府。”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坦等国“颜色革命”中，由一些组织和个人操纵的网上信息发布和舆论制造，在串联闹事、鼓动民众走向街头推翻政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冲击现有的社会组织管理体系
各种组织或个人都能本着共同理念和利益目标，以低成本结成数量庞大、规模可观的各类网上群体，进而通过营造网上舆论对国家政治施加影响。近年内，国内出现了政府难以管控的博客、维客、播客、视客等网络群体。如目前我国使用博客功能的网民占其总数的10．5％，即超过1000万人。这些以个性化、自由表达、共同认知与志趣为特点的网络群体，对社会其他人群具有较强“情绪感染力”。若放任自流，其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会愈加明显。此外，2005年以来，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对境内进行组织渗透，“组党结社”活动明显增多，“中华新党”、“中华复兴党”、“中国民主事业促进会”等纷纷通过互联网发布“建党”信息，公布“党纲”，吸收“党员”，将互联网作为秘密发展国内成员最重要的渠道，图谋在国内建立有行动力的网络组织。
三、西方及敌对势力利用网络舆论，威胁我国国家安全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迅速普及，美国等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利用互联网对我实施政治上的全方位打压。这些活动对内直接威胁我政权和政治制度的稳定，对外恶化我国家政治外交环境，由此可见，互联网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影响我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
(一)散布反动网络舆论，攻击我政治制度
敌对势力以境外反动网站为“桥头堡”，组织反动宣传，对我进行恶毒攻击。它们诬蔑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专制独裁的手段”，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职能“就是扼杀‘自由’、扼杀‘民主”’，“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成为迫害公民的工具”，宣称中国必须采取“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政治体制。它们与境内一些人遥相呼应，攻击我国宪法和司法制度，鼓吹“民间修宪”，诬蔑我国宪法的“目标取向是一党专制”，诬蔑司法部门是“黑社会的保护伞”，宣扬“政法委是违宪的 ”，要求“撤销政法委”。它们把我新闻出版制度作为攻击重点，诬蔑“中国是世界上最严格控制因特网言论自由的国家”，鼓噪媒体要成为“第四权力”，妄图迫使我开放“报禁”、“网禁”，最终开放“党禁”，达到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此外，它们不断借“六四”、“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敏感人物去世或周年纪念日，刊登纪念文章，炒作所谓内幕、秘闻，歪曲党的历史，贬损党的方针政策。
(二)发布虚假网络信息，影响我政权稳定
通过网络炒作所谓热点问题，发布虚假信息，故意破坏我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关系，激化矛盾事端。网络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介人中国内部事务最便利途径。在“民主”、“人权”、“西藏问题”等方面，美国等西方经常通过网络舆论对我国无理指责甚至施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网站是美国著名的新闻媒体网站，一直强调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报道新闻，但是在报道我国西藏拉萨发生了打砸抢烧的严重暴力事件中，却出现了大量失实的报道，其主持人甚至罔顾起码的职业道德，公开辱骂中国人民，完全违背了其一贯倡导的新闻客观公正原则。同时，该网站还通过剪裁照片等手段移花接木，歪曲报道西藏事件，并别有用心地将西藏事件与中国政府的民主政策联系起来，宣传中国政府正在消灭藏族文化，同“藏独”分子联合起来，恶意攻击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和中国政治制度的合理性。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网络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到党政机关聚集闹事，不仅扰乱社会秩序，还干预到我党对具体的社会、经济及政治等事件的决策和进程，对我国政权和政治制度形成严重挑战。
(三)精心策划网上反动宣传活动，敏感时期煽动闹事
针对我党历史、党建理论、领导人生平、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腐败、贫富差距、三农、强制拆迁等社会问题，西方及敌对势力在其网站上长期设置专栏和主题，以提供稿酬为诱饵笼络和培植了一批境内外网络写手，撰文肆意进行歪曲和诽谤，质疑我党执政的合法性，低毁我党和领导人形象，图谋激化我社会矛盾、离间党群关系。2004年11月以来，“法轮功”就在网上推出了“九评共产党”，其他敌对网站纷纷转载，为其造势。中亚爆发“颜色革命”后，敌对分子更是重视网络舆论在鼓动网民搞“街头革命”的重要性。2003年，敌对势力利用网络发动了多起“维权行动”，2004年又被他们称作“新民主运动年”。敌对势力还借以为“平反‘六四”’为名在网上大肆开展签名、公开信等活动，并在“六四”前夕通过互联网呼吁民众到天安门广场聚集，煽动群众闹事。
(四)制造“中国网络威胁论”，丑化我国际政治形象
首先，西方媒体捏造我国黑客攻击事件。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试图采取“妖魔化”的手段，诋毁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贬损我国的国际政治地位，竭力恶化我和平崛起的国际政治外交环境。仅2007年以来，美国媒体一直宣称，美国重要的电脑网络系统遭受到来自中国黑客的攻击；德国《明镜》周刊8月26 日发表封面文章，声称德国总理府等国家关键部门的电脑频频遭到“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并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被德国众多媒体广泛转载；英国《卫报》9月5 日声称英国政府机构的电脑网络系统遭到中国黑客的持续攻击；英国《独立报》网站9月6日发表社论，声称美国五角大楼、德国总理府、英国白厅等西方一些最先进的电脑系统已遭中国黑客的渗透；法国《世界报》9月9日至10日合刊报道，宣称法国也受到来自“中国黑客的网络袭击”。
其次，西方国家竭力夸大我国黑客攻击的负面影响。西方媒体在报道所谓的“中国黑客”事件中，极力夸大黑客攻击的负面影响，并将中国黑客的攻击目标锁定在重要领域的“军事攻击、经济泄密、技术窃取”上。美国宣称，中国所开展的网络行动主要是“工业窃密”，旨在窃取美国商业机密以缩短中国高科技研发周期；英国《金融时报》声称，中国黑客6月成功侵入五角大楼的计算机网络，并关闭了部分为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办公室服务的计算机系统；德国《明镜》周刊声称，中国黑客对德国的经济和技术信息非常感兴趣，已造成德国企业界的重大损失；英国《卫报》说中国黑客对英国外交办公室和其他重要政府部门的电脑网络进行了“至少4 年”的持续性攻击。
再次，西方国家的矛头指向我国军方。西方媒体在报道“黑客事件”时异口同声将“中国黑客”矛头指向了我国军方。德国《明镜》周刊报道，据德国情报单位透露，德国政府数个关键部门频遭中国军方黑客的攻击，该消息在德国造成了震撼性效果；英国《卫报》报道称来自解放军的中国黑客一直在攻击英国政府机构的电脑网络系统；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五角大楼已查明攻击黑客来自中国军方，中国军方应对此负责；美国军方和智库最近两年多次宣称，美国遭遇了来自中国军方的网络攻击。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媒体大势炒作我国黑客事件，采用接力式集中报道，竭力烘托“中国黑客威胁全世界网络安全”的舆论氛围，大肆营造“中国网络威胁论”，其目的在于伤害我国际形象。
四、我国网络舆论引导与管理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加
目前，我网站数量、网民人数增长迅速，现有网民1．72亿人，各类网站近70万个。国内网民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极为高涨，互联网已成为民意表达的主要平台，网络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政府部门及相关网站对之管理难度加大，疏导任务更为迫切，引导工作更加艰巨。
(一)民众对于网络信息过于依赖和盲从，网络舆论形成快、影响大
在欧美国家，民众有依赖传统媒体(如报纸)获取新闻的传统。例如瑞典的互联网普及率高居世界前列，多达80％的公民依然认为报纸的地位“不可取代”。欧美民众上网浏览新闻也主要集中在传统媒体的网络版。而据调查，我国民众对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依赖程度及对网络舆论的关心度和期望值均居各网络大国之首。只要在国内某一知名网站载出一条所谓的爆炸性消息，4个小时左右就会被国内超过500家以上的网站转载。网民可以针对此信息以发贴评论的方式迅速形成网上公众舆论，从而造成很大影响。
如“强国论坛”、“新华言论”、“青年话题”、“管窥天下”等主要论坛每天都会聚集数万网民就当前社会热点，如反腐、三农问题、教育乱收费、学术腐败、台湾问题、中日关系等进行讨论。形成的网络舆论往往言辞激烈、观点偏激。表现出对内的“批判现实主义”和对外的“民族主义”思潮。我网络主流媒体如不能疏导和引导网上舆论走向，充分发挥其反映民情、沟通民意、释放民怨的作用，失控的网络舆论将对社会稳定构成隐患。
(二)传播主体构成复杂，不断引发并影响和操控网络舆论
目前，我国社会所有阶层、团体、组织和个人均可参与网络舆论传播，并且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网络群体。一些网民的“自由化”言论和倾向日益突出，在网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学术性、启蒙性逐渐向政治性、行动性过渡，如批判医改、教育改革等。二是把从网络中接受的西方“自由、民主”等理念落实到了现实生活中，开始走向街头。如在网络中就曾出现专门介绍各种与政府非暴力对抗的方法的网站。三是由网上开展“维权”推动“人权”运动。
这些群体中有相当部分已由虚拟走向现实，并由单纯的网上交流评论向组织实质性活动转化，成为一种介于虚拟群体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新组织形式，并游离于政府管理界限之外。与此同时，境内外反华势力和敌对分子也里勾外联，通过建网立坛等手段，利用网络舆论从所谓的“维权”等个案人手，进而攻击我社会制度；从社会问题起步，上升到攻击我政治体制，妄图以此煽动街头政治，制造动乱。互联网正在成为各种政治主张的“策源地”、议政的“新场所”、网上组织活动的“大本营”、推动中国“颜色革命”的“训练营”。
(三)内容多元化且政治性、敏感性强
目前，欧美民众网上活动多为收发邮件、购物、搜索实用信息和进行音像下载等。而我当前适逢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突出，民众参政议政意识空前强烈。从网络舆论的内容来看，网民围绕政治话题、突发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讨论尤为突出，如腐败、三农、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贫富差距、对外关系及所谓的“维权”等都成为焦点。客观来看，形成的网络舆论对政府施政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为民众参政议政提供了工具和平台。但由于目前我网络舆论环境日趋复杂，加之政府通过电子政务服务民众，并为民众提供下情上达的渠道功能尚不完善，所以国内网络舆论的这种“政治化”特点是一大隐患，容易被敌对势力利用。
(四)传统媒体在引导网络舆论方面作用有限
在欧美等网络发达国家，传统媒体优势突出，其向网络媒体的“延伸化发展”保证了网络舆论的形成有较为成熟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而目前国内的传统媒体在报道热点和内容上越来越受到网络舆论的影响，甚至盲目跟风、炒作和追捧网络舆论焦点问题或人物。某些广电媒体栏目为追求收听收视率，擅自与一些不时出现有害信息的论坛或“贴吧”建立互动关系，并在节目中为其扬名，安全隐患很大。
(五)网络舆论管理困难重重
首先，难以区分正常的舆论监督和蓄意的煽动破坏。在监管时常常难以区分非法与合法的界限。如对于一些社会问题和突发事件，部分专家学者、网络“名人”的观点立场与境外反华势力的意图相互呼应，而普通干部群众的意见也交织其中，难以准确区分和定性。其次，各责任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沟通仍显不够。如在我现有的网络舆情管理协调机制下，例会时间一般为两周，且多在有重大舆情时才紧急启动。日常对于涉及到教育、卫生、文化、科技、外交等领域的负面网络信息和舆论，综合管理部门限于人力，一般不介入管理，而是等待各部委自行处理，因此往往会出现管理空白区和时段。第三，我网络舆论管理面临内外双重压力。在国内，相关管理部门关闭一些违规论坛和网站的处理措施和对有害信息的封堵常常会引发一些网民的不满和抵触；在外部，我又因此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压力和指责。第四，技术手段和相关研究相对落后，难以满足管理需要。如针对敌对势力对我采取的“破网行动”如何实施反制，对于新出现的博客、视客、维客等网络媒体新形式如何管理等，都需要相关技术手段作保障。
五、相关对策
(一)高度重视网络舆论问题
应从巩固我党执政地位、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充分认识当前极为复杂和严峻的网络舆论形势，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深入研究应对之策，掌握网络舆论主导权，积极占领网络舆论宣传阵地，提高党在信息时代领导意识形态与宣传工作的能力。必须把确保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治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深刻认识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切实增强政权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加强国家安全力量和手段建设，高度警惕和严密防范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妥善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问题，确保国家安全统一。
(二)增强网络舆论管理、疏堵结合
应区别对待网络对我国政治安全的挑战。在应对国内网络舆论冲击国家政治安全问题上，应采取“疏堵结合”的方针，政府要利用网络的广泛传播性，广泛建立顺畅的民意表达渠道，引导民众对政治的有序参与，逐步树立政府公开信息的公信力；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网络恶意攻击我国政治制度、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歪曲丑化我政府形象、发布反动信息等行为要严厉打击和封堵。
(三)不断改进和完善政府对网络舆论的管理功能
欧美等国在管理网络舆论时，均把政府定位为维护舆论安全的指挥者、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政策的制订者以及保障工作的推进者。即通过完善法律和管理机制明确政府对网络舆论管理的权力，同时还注意由政府通过主动提供新闻源等方式来影响网络舆论。目前首先应完善互联网管理相关法规条例。除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加强落实这些法规外，要不断对其实施情况进行调研，并做出相应的修订和完善，如补充对有害信息的判断标准和处理办法，对网站主管人员的渎职行为的法律责任追究等。在全民法律意识增强的情况下，不断加大我网站管理的立法力度，培养一批合格的网络执法人员。其次是加大网上正面宣传力度。特别是在遇到突发事件时，更应积极主动发布信息，及时澄清事实，避免谣言传播。第三是强化现有机制。在已有的网络舆情管理协调机制下，相关各责任部门要根据分工抓好自己的重点，处理好涉及本部门的负面信息。除定期联动机制例会外，各部委之间还应在平时互通情况，交换舆情通报材料。一旦需要协调、调控和统一口径，要及时沟通，避免舆情失控。
(四)加强主流新闻网站建设
欧美等国管理和引导网络舆论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使“网络跟着报纸走”，具体做法是以传统媒体为基础推出网络版，如美目前发行量前10名的主流报纸《今日美国》、《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都建立了网络版。同时，传统媒体与知名网站合作，通过向网站提供高质量的稿件来扩大影响，如《华盛顿邮报》与 MSNBC．com网站之间的合作等。我一方面应大力推动传统主流媒体向网络化延伸，将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政策信息和舆论宣传优势在网上充分发挥出来，做大做强；另一方面，还要彻底打破国内许多主流网站和门户网站“千站一张脸”的局面，在形式和内容上办出自己的特色，使民众喜闻乐见。多办好一个主流网站，就多了一个能吸引民众，掌握、了解和引导网络舆论的阵地。
(五)积极开展网民素质教育
提倡“媒介素养教育”，培养网民对各类有害信息的鉴别能力和强化其在网络上的公民责任意识，是发达国家有效管理网络舆论的通行做法。许多国家还将相关内容纳入了学校正规教育课程，目的是对解决非法和反社会内容、网络沉溺、网络犯罪等问题提出建议，以提高网民的道德意识，清除“网络污秽”。日本学者则提出了 “做信息时代的信息人’’的理念，也是强调网络道德和素质。应以多种形式，在各类学校、社区和单位中开展相关教育活动，目的是提高网民的网络信息舆论鉴别能力，并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完善自我。特别是在博客、视客、维客等网络传播新形式出现后，传播方式真正进入“众媒体时代”，对网民的素质教育更是当务之急。
(六)加强相关技术的研发和研究工作
我国需加大对网络高新技术的研发力度，通过有效技术手段一方面加强对有害信息的监控，特别是针对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做到及时发现、准确定位和迅速反应，把有害信息第一时间清除出网；另一方面还可针对特定舆论和消息，通过技术手段进行灌水、稀释，降低大众的关注程度。最后，对于新出现的各种网络媒体形式和传播方式，要认真研究，慎重对待，并有技术上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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