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见证了电视新闻改革，《焦点访谈》《实话实说》在他任上开播；他开创了央视广告时代：从1991年不足2.7亿到1997年的45亿 ；他设置了台聘制度，白岩松、水均益得以“非正式”入职；他主持拍摄了一系列电视剧、文献片：《三国演义》《毛泽东》《邓小平》……
本刊记者 陈彦炜 发自北京
5月16日上午，担任中央电视台台长10年的赵化勇谢任，国家电视台的权杖传递到了焦利手中。这天召开的中央台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多数人对这个消息反应平静。会场之外的央视大楼里，CCTV这部庞大机器运转如常。
10年前的1999年，赵化勇的前任杨伟光从台长任上退下来时却着实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震动。
直到现在，央视的老员工仍然怀念那10年——1991年到1999年，中央电视台最辉煌的岁月。彼时CCTV是中国最具公信力的媒体之一，《焦点访谈》被时任总理朱�基誉为“群众喉舌、政府镜鉴”，《综艺大观》是亿万观众周末的保留节目，《三国演义》、《水浒传》、《北京人在纽约》等本土电视剧掀起惊人的收视狂潮。
轰轰烈烈的年代过去了。去年中央台50年台庆，很多央视人翻看着台庆画册，目光停留最多的，还是那10年间的风光。
3月23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2008年中国电视主持人公众形象调查评比中名列第一，杨伟光为他颁奖，白岩松说：“我和在座的很多主持人都是杨台的作品。我很高兴由杨台来给我颁奖。谢谢您。”
现在仍活跃在央视荧屏上的一大批名播音员、名主持人，以及幕后的众多制片人、导演，都是在杨伟光时代“出道”的。若不是当年杨伟光“发明”了全新的用人制度，打破事业单位的“编制”壁垒，他们也许就不能迈进央视大门，或者得不到重用。
当年倪萍34岁破格晋升高级职称，不少人反对，认为提得太快。杨伟光说了一句话：“倪萍担当的是和赵忠祥一样的工作，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已经承担起这个工作，而且是没有人能取代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名额给她？”
即便现在已离开央视，谈到老领导，倪萍还是说：“我得谢谢他，我希望杨台健康快乐。”
采访中，杨伟光的知名“老部下”们，如崔永元、时间(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著名制片人)、李挺(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张子扬(第一位由招标产生的春晚导演)、徐俐(《中国新闻》首席主播)，对他说得最多的就是“用人不拘一格”、“任人惟贤”。白岩松说：“我觉得杨台是个能把握方向的人。”
那10年的主角杨伟光，不愿评判央视如今的纷纷扰扰是是非非。年逾古稀的他还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拍电视剧。做台长时拍了很多，仍嫌不过瘾，退休后他创办“天地人传媒公司”，继续造梦。“天地人”最有名的作品是曾经在各地卫视循环播放的情景喜剧《家有儿女》。泡上一杯绿茶，关掉灯、拉上窗帘，坐在大液晶电视前审看成片，是他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他的着装随意朴素，随身带一把梳子，闲下来就梳几下头发，时刻维持着一丝不苟的面貌。
作为一位副部级老干部，他不打官腔、不摆官谱、没有官架子。约访他的过程中，他都是亲自给记者打电话，事无巨细地商定采访时间、地点、谈话方式。走进他的办公室，他起身相迎；临走他送到门口，握手言谢。采访过程中，如果累了，这个很有童心的可爱老头会起身去逗一逗鱼缸里的金鱼。
他现在的办公室在京西的一幢普通大楼里，离央视约有10分钟车程。办公室的3面墙上挂着书法作品，东边挂着“紫气东来”，很迎合风水；北边挂着“精品至上”，是他的座右铭；西边的颇有意味：“欲展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他说“穷”字实在不好，换作了“展”。又说，自己其实要感谢当年的“穷”：大学毕业那年，全班28个人，他是留京工作的7人之一，“直接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年最好的新闻单位之一”，“很大程度是由于我的出身好，是贫农”。他笑着补充，“当然我成绩也比较好。”
他最津津乐道的，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到中央电视台的往事。当时，电台的境况好过电视台，时任广电部副部长郝平南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着实吃了一惊。第二天，他就去堵时任广电部长艾知生的门，希望不要调去央视。部长斩钉截铁：党组已经决定了，不会更改。于是他“空降”央视。有人不服，问他：“你会扛摄像机吗，会拍电视吗？”杨伟光说：“我不是来扛摄像机的，是来管扛摄像机的人的。”
现在他“管”不了那么多人了，不过在走道上，所有见到他的人仍尊称他为“杨台”。杨伟光很喜欢这个称呼。他说，在担任过的一系列职务中，他对中央电视台台长感情最深，“杨台”二字，是他一生最为荣耀的概括。
南方人物周刊对话杨伟光
耀邦同志被免去总书记职务时，播音员张宏民不值班，但他在台里，就让他播。他衣领脏，临时把别人的中山装给他穿上。耀邦同志曾提倡穿西装，人们就说以后要保守了，特别是外国记者，说今后开放的程度要受影响，服装都变了
美国新闻上《新闻联播》头条
人物周刊：您刚到央视分管新闻的时候，破天荒地把美国的新闻用作《新闻联播》头条，这在当年很轰动。
杨伟光：当时是“挑战者”号升空时爆炸，按常规国内新闻才可以做头条，但这条新闻确实很重大，我说这是全世界报纸、广播、电视的头条，我们放后面行吗？所以我就拍了板，看看反应怎么样。这是有风险的，确实有些提心吊胆。但播出后新闻界反映特别好，说这是央视新闻改革一个典型的例子。
人物周刊：这个节目被外界看作中国政治的晴雨表，换个主播都会掀起舆论风波。
杨伟光：其实，换播音员都是小事，有时候和政治联系起来却会引人联想。当时耀邦同志被免去总书记职务，我们讨论谁来播比较好，觉得男播音员播比较好。播音员张宏民不值班，但他在台里，就让他播。他没有准备，衣服领子脏，临时把别人的中山装给他穿上了。耀邦同志曾提倡穿西装，人们就说以后要保守了，特别是外国记者，说今后开放的程度要受影响，服装都变了。实际上是很偶然的因素，没有任何的政治考虑。本来播音员更新是正常的，因为长时间没有动了，一动就像政治问题，引起很多议论。
播音员里，《新闻联播》的李瑞英、邢质斌、罗京、李修平都不错。我对《新闻联播》不太满意的就是亲切度不够。原来我和他们说不要居高临下，不要感觉在教育别人，要对观众有一种尊重感，有为观众服务的心态。当时个别传统播音员不同意我的意见，说，“那不行，《新闻联播》就是要字正腔圆。”
这么多年来形成了一种风格，一下子改有难度。其实政治方面的新闻是比较严谨，有的就应该活泼一些，可以根据内容来调整。总的来说，我们的风格过分严肃。还有，播音员都是念别人写好的稿子，有一段时间我提出《新闻联播》的播音员也应该下去采访，后来也下去过——这有利于他们同观众建立沟通。
人物周刊：中国现在的播音教育，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延安时期的革命广播风格。
杨伟光：确实有这个问题。真正播音系毕业的学生要像崔永元这样主持节目是不可能的。我们挑选的一些有特点的主持人大都没有学过播音学，崔永元、白岩松、水均益，都不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人物周刊：以前观众很认可《焦点访谈》，但现在这个节目与以前有些不同了。
杨伟光：关键是看制作人怎么把握。我当台长时没要求一定怎么样，但那时就有一种追求，同一个问题有两种讲法，你可以讲得很有意思，也可以讲得非常乏味，你怎么讲？那时大家都说杨伟光胆子太大，不要乌纱帽了？现在舆论环境比那时好很多了。比如批评一些事故，过去哪有这么方便，哪能第一时间报道？去年大地震的时候，第一时间把现场很多情况报出来了。
人物周刊：当年你们怎么给《焦点访谈》这个节目定位？
杨伟光：《焦点访谈》是新闻改革的试验品，在以前没人办过。那时丁关根同志(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很重视这个栏目，在中南海开了一次会把几个主要的人都叫了去。我们就定下了几条原则：第一，尊重事实，不要带有个人情感；第二，与人为善，不是为了整人，也不是为了出人家洋相；第三，搞连续报道，有些问题很多地方都有；第四，一个时期内不能过分集中在一个省或一个部门。一个省连播3期，省长受不了；第五，省长、书记都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不要指名道姓批评，不然中央领导第二天很可能在会上举这个例子。从中南海回去之后，我主持开了3天的会，主持人和记者都参加，把总理表扬的节目和审查中枪毙的节目拿来一起看。
人物周刊：什么节目审查时会被枪毙？
杨伟光：主要是政治上把握得不够好的。举个例子，克拉玛依大火后《焦点访谈》做了一期节目，非常感人。但播出去后对克拉玛依地方的形势会产生什么影响？记者说当地的领导希望播这个节目。我问他，你这个节目是起火上浇油的作用，还是起灭火的作用？当时孩子死了，干部全出来了。如果放到现在，网上一炒，就不得了了。我让他们先压一下，那个记者含着眼泪拿着节目带子出去了。3天之后中宣部就发出了通知，要各个媒体都不要再炒克拉玛依的事了。
人物周刊：那什么样的节目能顺利通过？
杨伟光：这个事情以后我有一个讲话，告诉评论部的同志：你们的节目怎样才能顺利通过？我说，记者和主持人应该站在台长的位置上把握导向。我们并不愿意枪毙节目，花了很多钱很多精力，领导也不愿意轻易枪毙，但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就不得不枪毙。从那之后，《焦点访谈》逐渐走上了正轨。
这一次一定要让BBC服气
人物周刊：您觉得《新闻调查》、《实话实说》这些节目现在发展得怎么样？
杨伟光：崔永元不主持之后，《实话实说》的收视率降低了。这个节目曾经停过一个月，当时外国通讯社发了新闻，说中央领导对《实话实说》有意见。没那么回事，是节目本身的问题。
有一期，崔永元问一个小孩长大以后的志愿是什么，他说上哈佛大学。崔永元就问，北京大学也可以吧？观众就来信，说他没有民族自豪感，北大为什么只是“也可以吧”？连续几期有类似情况，群众来信提出意见。
我就找编导，说这些地方剪掉就好了。第二次又出了问题。我说，刚跟你们谈过又出事，是不是你们认为可以改也可以不改？我就决定先不播了，你们先总结，再做两期新节目看看。他们就做了两期节目，我说可以恢复，就又播出了。我说，电视影响太大了，出了毛病大家不知道哪个编辑做的，就是找我这台长啊，你们必须把握好导向。
人物周刊：有人说央视的新闻很冰，您有没有兴奋的时候？
杨伟光：新闻需要严谨，似乎不能说冷，但有些新闻事件让人兴奋。比如电视新闻直播上马的时候。1996年以前，我们没有卫星转播车，我下决心要买。当时全世界有4辆最先进的一体化转播车，可以拍摄，可以制作，可以上卫星，有发电机发电，等于一个小电视台。中央台买了两台，200多万美金一台，1997年香港回归就都用上了。
香港回归直播难度太大了，是全球多点、多层次传送新闻，比奥运会还复杂得多。香港有个演播室，深圳有信号，北京有信号，世界上几个有关国家有信号，还有国内8大城市有信号。这些信号传到北京的总演播室，交叉传播，连续72小时直播，很多要靠记者发挥。我举个例子：彭定康从官邸出来后绕官邸转了3圈，就是不走。我们的记者就说，彭定康转了3圈，但历史是不会倒转的。全世界能做这样复杂的转播的也不多。
人物周刊：BBC当时也去了。
杨伟光：当时和BBC谈判，他们要求转播以他们为主，我们要求以我们为主，最后谈成对等。我说这一次一定要让BBC服气，要超过它。我们在现场租了500平米大的演播室，请香港设计师设计，从里到外是世界一流的、全新的数字设备。20多辆车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运设备到香港，公安部专门开了通行证，各地都要保证车队的安全。BBC呢，只租了50平方米。看了我们的演播室后，自己撤到别的地方去了。最后世界各国的信号都是我们提供，许多国家电视台的记者都去参观我们的演播室，真是大长志气！把老牌的BBC也比了下去。
人物周刊：成功的关键在哪儿？
杨伟光：说白了，一个是要有钱，其次是要有人才。要是还靠向国家申请拨款，肯定就做不到了。如果我需要最好的设备，要花8个亿人民币，能给你拨一半就不错了。主要是中央台有钱了，1992年以后可以自筹资金了。
人物周刊：5月20日，央视新闻中心主办了一个论坛，说要联合地方媒体构建全国电视发稿联盟，遇到突发事件地方台第一时间供稿。在此基础上，组建央视全球视频发稿中心。
杨伟光：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设想，但有难度，主要是各地方要配合。比如，地方出了一个大的事件，如果是负面的突发新闻，地方台给中央台拍素材，地方上也许有阻力。当然现在总的新闻时效是放开的，就应当在第一时间报道。
“杨伟光，你是大老板了”
人物周刊：您说1997年央视有钱了，但以前它也没缺过钱吧？
杨伟光：1991年我当台长时，央视真的很困难，广告和其他创收加起来2.7亿，主要靠国家拨款。央视1979年开始做广告，1990年广告费也才1个亿。我当台长之后，1992年到了5.6亿，1993年到了7.6亿。
人物周刊：怎么挣到钱的？
杨伟光：1993年，广告部主任找我，说如果敢在《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间播广告，企业愿意拿大钱。那时观众对广告还挺反感，但钱对央视来说太重要了，我觉得不妨试一试。1994年我们就开始做30秒钟，一个广告5秒钟。为什么只放30秒？因为短，观众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过去了。不出所料，播出之后没有任何人提意见。半年后广告延长到1分钟，大家对广告印象深了，影响也就有了。
当时我没有向领导汇报这件事，不过消息传到艾知生部长那里去了，而且传错了，说要在《新闻联播》里播广告。艾部长打电话问我，我说是在《新闻联播》后面，只播30秒。部长就没再问什么。
人物周刊：后来大家都抢着做广告，央视就开始搞招标了。
杨伟光：第二年，190多个企业要争13个广告标版，怎么办？我就在广告部的报告上批了：“看来还是招标为好。”大家都想要就公开招标嘛。
人物周刊：那段时间，央视的“标王”炒得很厉害，还出了负面新闻，比如秦池酒。
杨伟光：刚开始“标王”的效应太好了。孔府宴酒成为第一期“标王”后产值从2亿增加到了8亿，第二年秦池就来了。招标头天晚上我请他们吃饭，我旁边坐的是孔府家酒和孔府宴酒的厂长。秦池的老总来敬酒，他说：明年杨台长旁边的位置就是我的了。结果他用6666万拿了“标王”，随后秦池销量果然很好，产值从两亿涨到了8亿多，利润有3亿多。第3年厂里整个班子都来了，一定要再当“标王”，最后标的是3.2亿。那一次我不在现场，听到以后就说，“糟糕，物极必反。”
人物周刊：怎么物极必反？
杨伟光：中央领导知道后说，一个酒厂做5秒钟广告用了3.2亿，怎么这么有钱，让有关部门去查一下，有没有贷款，有没有缴税。
结果它没多少贷款，税也缴了，但广告费打入了成本，剩下的纯利润缴税。调查得出结论：酒的利润太高，应该先缴税再做广告。新闻界又曝光，说秦池自己生产不了那么多酒，从四川买酒勾兑，路上的车辆来往不断，还专门在高速路上开了个口。其实后来它交了税再做广告就很难了，事情做过头不好。
人物周刊：央视的工作人员说，央视是在您手上富起来的。
杨伟光：1994年广告突破10个亿，1995年突破20个亿，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翻得那么快。我当时预测说，到世纪末广告要达到39-45个亿。大家觉得不可能。没想到1996年就到了35个亿，1997年45个亿，《新闻联播》前面的1分钟和《焦点访谈》前面的3分钟广告招标是28亿。1997年缴税就是4个亿，上交广电部等各个部门8个亿，剩下的自己安排。
人物周刊：都用在哪儿了？
杨伟光：李鹏同志当时说，“杨伟光，你是大老板了。”我说，“总理啊，我的钱就是国家的钱。”我上交完钱之后，剩下的钱买设备、做节目、买房子、发奖金，就有自主权了。每年做一个计划，给广电部打报告，说我们今年要做哪几件事，部长一批我们就做了。我们那几年建设和购买了20多万平方米房子，按干部的级别和职称来分房。1996年一年分了新房子600多套，加上退出来的旧房子一共1000多套。而且那时买的房子超标，比较大。现在还有职工说他们最大的资产就是那套房子。我走了之后就不让买房子了。
人物周刊：央视主持人的薪酬怎么定的？外界有些传言说，比得上明星的收入。
杨伟光：中央台主持人的薪酬还是按国家干部的序列来走，但是有补贴。一个是我们给主持人化妆费，一年有多少钱，让他们用好的化妆品；第二个是服装费，他们要出镜，代表国家台形象。其他的工资、奖金和同级别的干部职工没有太大差别，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主持人“走穴”问题？
杨伟光：如果你是在休息时“走穴”，请个假打个招呼，有时候比较重要的活动是可以的。我们为什么不允许“走穴”？就是因为节目播出时间是固定的，怕影响到节目的正常录制。都去“走穴”挣钱，保证不了节目怎么行。我还规定主持人不许拍电视剧，拍片一走就要一年半载，肯定会影响节目。你实在想去演，可以离开这个岗位，所以文清走了、倪萍走了、赵琳走了——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走也挺好。
当时很多“名嘴”都没有编制
人物周刊：央视的待遇太好了，很多人都想往里涌。
杨伟光：中央台这种单位，用人编制是一个大问题。中央台第一批职工大部分是转业兵、高中生。1993年开始改革，《东方时空》这样的节目，他们中的许多人做不了，我们就得招人。没有编制我们就采取“台聘”的方式，就用他们创收的钱给他们发工资。像《东方时空》，正式职工只有7个，干活的有100多个，这些人的工资、待遇怎么定？台里职能部门说把他们的工资定成280元。什么概念？清洁工的工资。还有，台里医疗部门说这批人没有公费医疗；人事部门说不能评职称、评先进、提干。我说，这些人是台里聘用的，我们可以改革、试点。后来决定，把栏目的广告费给他们用，他们自己挣的钱，可以先用上嘛。实行了这个制度之后，全国各地的人才都汇集到中央台，收入不低于台里的老职工。
人物周刊：用“台聘”的方式招了哪些人？
杨伟光：比如白岩松原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水均益原来是新华社的，都是“台聘”来的。水均益成名以后，新华社有的同志就说，水均益原来在我们这里算什么啊，怎么一下成名了呢？因为新华社老人太多了，他很难冒出来。敬一丹、肖晓琳、朱军、王小丫、董倩、王志，都是这样进来的。有不少人还直接找到我，推门进来就要求到中央台工作。
人物周刊：您办公室的门这么好推啊？
杨伟光：(笑)当然先要进得了这个楼，才能推得到我办公室的门。
比如敬一丹原来是黑龙江电台播音员，到北京读研究生，在《新闻联播》实习。我审片子时她就认识我了。实习结束，她突然跑到我的办公室，说我实习完了，是不是可以留在这里？我看她形象不错，业务也好，就留下了。
还有原来长沙市电视台的肖晓琳。她到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在《联播》实习时就很爱提建议，老给我写建议信。《新闻联播》的编辑还批评她，说别老给台长添麻烦。她也是临走来找我，想留下来，我就让她留下来了。她还嫌不够，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就是后来国际频道《中国新闻》的当家播音员徐俐。
那时候我们真是不拘一格用人才，你只要有本事，我就给你提供一个平台，做得好就留下，做不好就离开。
人物周刊：崔永元在央视是个另类的主持人，看上去有点“不正经”，当初是怎么选中他的？
杨伟光：崔永元原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但是我在电台时并不认识他。当年选拔这一批新主持的时候，真的是沙里淘金，不知道过了多少人才能被留下来。来了以后，我都只是在荧屏上看见他们，他们很少来找我；经常找我的人，没有本事，我也不会重用。我听说小崔后来得了忧郁症，实际上是因为他经常想问题。大家看到他在现场很幽默，那是因为他平时总在思考、积累这些东西。如果他不那么敬业，不爱思考，他的工作岗位很好啊，就悠闲地做嘛，也不至于得忧郁症。
人物周刊：当时选小崔做主持人，台里有没有不同意见？
杨伟光：直接说反对的声音倒没有听到。但当时我提出播音员、主持人要做观众的朋友，不要居高临下，包括《新闻联播》播音员也不能用“我们拭目以待”这种威胁式语句的时候，还是遇到一些反对的声音。选主持人不是选美，要看他们的知识、气质、道德修养。我这些观点其实领导同志也是赞成的。
人物周刊：白岩松一直都说他很感激您。
杨伟光：据说白岩松原来在《中国广播报》的时候吊儿郎当的，但到我们这里来以后非常敬业。这个反差有意思，从我来说，就是要为这些有才华的人搭建一个能够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的平台。
人物周刊：朱军曾透露他已经是司局级干部了。央视主持人的行政级别怎么定，什么样的主持人可以定成司局级？
杨伟光：这是体制问题。在我任台长的时候，播音员、主持人是评职称，没有行政级别，可以评相当于副教授级别的播音员、教授级别的播音员，播音指导是最高的了。级别问题，只是到了分房子的时候，才要求正高职称按正处级分房子，副高职称按副处级分房子，其他时候不涉及行政级别问题。
人物周刊：最近舆论很关注央视主持人当官，张政、王志都到地方去从政了。
杨伟光：他们只是临时下去锻炼。我觉得挺好，主持人应当去接触一下基层群众，对他们今后的工作很有好处。即使他们以后不做主持人，真去从政了，又有什么不好？但我一直觉得，台里培养一个优秀主持人要比培养一个干部难得多。当时有人提出要让敬一丹做一个部门的主任，我不同意，我说培养优秀主持人多难呀，她的地位比部门主任要高呀，大家都认识她，一做了官可能大家反而不认识了。
邓小平看《邓小平》，笑了笑
人物周刊：您喜欢电视剧，在任上时拍了不少。
杨伟光：我主要拍历史题材。当时我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小组的组长，那时像《中国命运的决战》、《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延安颂》、《日出东方》还是掀起了创作高潮。再前面，还有更高潮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真不错，播出时前面有3分钟的广告，1秒钟1万块钱。还卖到了香港、台湾地区、日本、美国，都是赚的，现在还在播，成为经典。
香港是亚洲电视台播的。本来在香港，无线台收视占80%，亚视台占20%，播《三国演义》时亚视收视率猛涨，有时还超过无线，那年亚视扭亏为盈。无线的董事局主席邵逸夫就问他的购片经理，为什么中央台的《三国演义》我们没有买？经理很紧张，就跑到北京问我们还有什么大片在拍。我们说正在拍《水浒》呢，他们就说一定要。结果，两家都想要，亚视说得早，但没有签字。我说，谁出得多就给谁嘛。无线出1.2万美元一集，亚视出9000美元一集，就卖给无线了。
人物周刊：现在退休了，您还在拍片。
杨伟光：经过领导批准，我成立了天地人传媒公司，主要做电视剧。《家有儿女》是个代表，全过程我都参与了。过去在台里，我不可能搞全过程，因为事务太多。我请宋丹丹来演《家有儿女》，她说杨台我不演电视剧了。她之前的3部电视剧都没打响。我说这个情景喜剧很适合你演。演完之后一放，宋丹丹的地位提高了，又焕发了青春，广告大大增加，找她拍电影、电视剧的多了很多。后来请她接下去拍，她说我实在不想再演情景喜剧。其实那是找她的人太多了。接个广告能花多长时间？收入很高啊。拍电影也不像拍情景剧那么苦，所以就没再拍了。
人物周刊：像您这样级别的干部退休了办公司是不是要突破禁区？
杨伟光：对，我这个属于特批的，是中央领导同志批准的，他们希望我多做一些优秀电视节目。
人物周刊：很多人为您当年拍文献片捏了一把汗。
杨伟光：1993年时，对毛泽东的评价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肯定，一个是完全否定。我们拍了12集文献片《毛泽东》，开始谁都不敢审，广电总局不审，中宣部也不审，大家心里都没数。
当时是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逄先知一起做的，我跟他说，电视是我来把握，内容你来把握吧，你就是专门研究把关的。做出来我们觉得可以，但没有人审，不审就不能播啊。
我们就去请薄一波同志看，一共12集，他就看了1集，说，“很好嘛！”我们就安排播出。播出以后引起很大轰动。
人物周刊：拍《毛泽东》时毕竟他已经去世了，但是拍《邓小平》时他还健在。
杨伟光：是啊！邓小平当时还健在，行不行呢？我就让人先去探探风。当时小平同志在上海过春节，我们的人就去摸底，他们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不过小平同志身边的人提了几点建议：如果要拍，集数不可以超过《毛泽东》，而且要有一首好主题歌。我和逄先知写了报告递到上面。结果同意可以搜集资料，但不能成立“邓组”，要靠《毛泽东》的影响接着做这个。
人物周刊：这次是谁审的？
杨伟光：谁来审是个大问题。我做了40多盘录像带给中央领导看，谁都没表态。后来有点急了，就给曾庆红同志(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打电话，问《邓小平》这个专题片领导看了没有，怎么说。他说不错。我说我们认为1997年元旦播是最好的时机。过了一个多礼拜，他给我打电话，说同意元旦播出。
当时小平同志在医院里，别人扶他起来看，他笑了笑。2月19日他就去世了。如果元旦不播这个片子就很难播了，因为要和一系列评价、悼词对口径，要大改。播了就反过来了，他们写东西倒还要参考片子。治丧期间，中央台到地方台全部放这个片子，成了播出次数最多的文献片。
人物周刊：不光是文献片，您说过，电视剧也得讲政治。
杨伟光：是的，中央台拍电视剧一定要讲。我出过一个题目——《抗美援朝》，外交部开始觉得要慎重。后来，美国人要纪念朝鲜战争，主题是朝鲜战争遏制了共产主义的扩张。我们又找外交部，说美国人敢纪念朝鲜战争，我们为什么不做？最后同意做。但是非常遗憾，当时搞慢了，片子拍了一年多，大家审看了都认为可以播，结果来了个“9.11”。世贸大楼刚被炸，你来个抗美援朝不太好，考虑到当时的一些情况，就没有播。
人物周刊：为什么《雍正王朝》一开始也不敢播？也有政治问题吗？
杨伟光：这个片子很好看，但大背景是“反腐反贪、抗击洪水”，与1998年的现实有惊人相似的地方。后来送给中央领导看，通过了我才敢播。1999年元旦播的时候，首轮广告就超过了6000多万，收视率创下了纪录。
人物周刊：现在国产剧也很多，但精品少，年轻人都去追韩剧、美剧，观众甚至说央视8套就是韩剧频道。
杨伟光：我做台长的时候，电视剧都用大陆的。在此之前的80年代是香港的、台湾的、美国的、日本的比较多，因为我们自己的片子太少了，有的话也很短，一般最长不超过8集。90年代我提出实施“精品工程”——第一套每天播一集优秀电视剧。当年的片子现在还有“重播热”，大家喜欢看。
我认为，我们应该有计划地搞一些“大制作”。中央台现在放这么多韩剧不正常，为什么不拿钱去拍呢？我们没钱、没人才？过去能出好片子，现在更能出好片子。用最好的演员、最好的设备、最好的内容，拍出代表中国水平的电视剧，这才是中央电视台应该做的。以前我们拍《三国演义》花100万1集，播出的时候加了3分钟广告，1秒钟1万块钱，一集广告费就100多万。这个产业是很可观的，既传播了自己的文化、又有经济效益。
我要求春晚给演员演出费
人物周刊：除了《新闻联播》，春晚是最受关注、最受指责、也最为神秘的节目。
杨伟光：开始时，春晚是文艺部主任和管文艺的副台长指定一个导演来导。后来我觉得不能老盯着一两个人，决定采用“春晚导演招标制”，鼓励年轻导演拿出新方案。招标的时候，部里的领导、台里的领导都要去听、去讨论，以中标的导演为主，把其他人的好点子都吸收进去。
人物周刊：最近这几年观众对春晚的批评比较多。
杨伟光：我觉得应该把期望值降下来。把春晚吹得越厉害，调子定得越高，失落感就越大。因为现在大晚会很多，春晚的演员还是那些演员，编剧还是这些编剧，导演还是这些导演。我提出过，一届春晚有一个好的小品或相声，有一首歌传唱一时，就算成功了。像那时候的《相约九八》、《打扑克》、《常回家看看》、《超生游击队》，第二天大家就谈论开了。
我在任时是要求春晚和每个演员签约、给演出费用的。制片人觉得好笑，说春晚挤都挤不上，还要给钱？我说，给多给少双方可以商量，但一定要给，不给钱，就是不尊重对方的劳动。而且一定要签合同，朱时茂、陈佩斯和我们打版权官司，就是因为没签约，人家后来提出索赔。
人物周刊：现在春晚给演员钱么？
杨伟光：具体的我不知道，应该是沿用的。
人物周刊：这么多年的春晚，您最欣赏哪一年的？
杨伟光：我还是比较欣赏1998年的，那首《相约九八》到现在来听都还是不错的。那年的春晚我们搭建了全新的演播厅，1800平米，在距离除夕还有90天的时候提出来的，结果只用85天就把这个1号演播大厅建起来了。这年的导演是孟欣，她很敬业，很有创新精神。《同一首歌》为什么长盛不衰？就和孟欣有很大关系。《同一首歌》一个导演，《曲苑杂坛》一个导演，走到今天成为品牌。《综艺大观》有好几个大导演，节目反而撤了。
人物周刊：这么说您很欣赏孟欣导演。
杨伟光：《同一首歌》的成功与孟欣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为什么欣赏她？就是因为她敬业、有创新意识。那个年代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就因为“不拘一格”，没有那么多靠关系进来的。现在中央台还在挑大梁的，大多数是那个年代涌现出来的。
人物周刊：《相约九八》已经成了经典，但据说这个节目一度被拿下。
杨伟光：《相约九八》我们审完后，有一天晚上那英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要把节目拿下。我就去问了这个事情，他们告诉我过去有一台晚会，想让王菲把歌词改了，王菲不改，然后还不唱了，这次就要惩罚她。我说，这个节目很好，还是该上。我们一定要有胸怀，人家不愿意改也要尊重别人。《相约98》这么好的歌，那英跟王菲一起演出，形式多好，为什么要因为过去的事拿下。我一直主张不要“封杀”人家。过去毛阿敏也是，出了漏税的事情以后，没人敢再让她上节目。我说，出了问题可以让她改正嘛，漏税可以补嘛，为什么把人一棍子打死，搞什么“封杀”？后来让毛阿敏慢慢地、淡淡地复出了
让中国电视进入国外主流社会
人物周刊：现在湖南卫视、东方卫视这些地方台的文艺节目非常热闹，年轻观众开始偏向他们了。
杨伟光：中央台作为国家电视台，拥有特殊的资源条件，应该比地方台做得更好。比如春晚，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只要请他就会来，你不请他都愿意来。中央台应该发挥优势，各个省台应该办出特点，如果都搞一个模式就太单调了。现在的综艺节目，包括一些电视剧，低俗化倾向比较严重。电视的影响太大了，对年轻人的观念、行为影响都很大。如果青少年沉迷这些，那会影响一个民族的素质。
另外国家台和商业台不一样，国家台比较讲究规范，你像日本的NHK就不可以播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把收视率作为衡量好不好的标准是很片面的。
人物周刊：现在您回家都看什么节目呢？
杨伟光：一般都看中央台的节目。《新闻联播》必看，电视剧也看，《闯关东》啊，《乔家大院》啊，还有一些现实题材的。但是低俗的东西我不看。
人物周刊：看不看凤凰卫视的节目？他们挖走了一些央视的人才。
杨伟光：我也会看凤凰卫视的节目，一般睡觉前看看他们的评论。凤凰卫视有两个转折点，一个是英国黛安娜王妃葬礼的全程转播，还有一个是“9.11”，也是全程转播。中央电视台只简单发了消息。凤凰的宣传口径比较宽，这一点央视短期内难以解决。但大量资源、大量一手资料都在中央台手上，中央台才应当成为权威。
现在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中央台要建设成世界一流媒体、世界一流大台，这不是只靠花钱就能行的。
第一个，我们必须第一时间报道全世界的大事，不能搞假的，要快；第二个，对世界上的重大事件，必须有中国的声音、中国的评论、中国的态度；第三个，内容必须丰富，要汇聚世界精华，要遍布世界、覆盖世界。当然还要有物质基础，要有世界各地的记者站、世界先进的设备——我们不用太考虑设备问题，中国现在已经用上最好的设备了。做到这几点才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台。
人物周刊：您认为凤凰的哪些优势中央台还不具备？
杨伟光：凤凰卫视的一大优势就是有自己的评论。我当台长时去找中国社科院，想请专家上节目、谈看法，很多人都不敢。后来李铁映同志到社科院去当院长，他提出社科院专家要主动担当，发出声音，情况就好多了。凤凰在规模、资金、人才上，没法跟中央台比，但他们的新闻快、全、多，有评论，吸引了一些高端的华人观众。
人物周刊：对中国电视的未来您怎么看？
杨伟光：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站起来了，基本上是自己的节目占领了自己的屏幕，这是第一次飞跃；新一个30年应当是中国电视走向世界的时代。中国电视在制作理念方面要勇于借鉴西方媒体。虽然西方媒体很多观点我们不苟同，但是理念要借鉴，我们的节目要让人家看得懂、喜欢看，而首先是看得懂。
人物周刊：您现在其实是退而不休，还在做事，听说您还准备进军新媒体领域。
杨伟光：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提出发展网络电视，我认为这是对的。新媒体，尤其是网络电视，对传统媒体挑战太大了。
我现在就是在做一个能够覆盖全球的网络电视。领导同志们调研以后都很支持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开始运作了。
这个网络电视系统，有好多种功能。现在的电视是7点播《新闻联播》，过了7点就没了；网络电视可以点播，还可以唱卡拉OK、购物，将来一定会成为主流媒体。
我在台里时就办了两个国际频道，4套和9套。现在我希望依托网络传播中国的声音。中央电视台是官方层面的，这个是民间层面的。操作起来并不复杂，全部华语报纸、电视台、华人组织联合起来，还包括个人。你看到了什么用DV记录下来，传给我们，就是一条片子。可能没有那么专业，但亲切、快捷，感觉会不一样。初步决定办新闻、电视剧、电影、娱乐、学汉语、中医中药等30个频道。
人物周刊：怎么赢利？靠收费还是靠广告？
杨伟光：靠收费，但不搞高收费。也可以做一点广告，还可以搞点播。点播也搞低收费，一个人付一块钱看一部电视剧，100万人就是100万元了，全球华人有很庞大的数量，而且还是喜欢看这样的节目的。第二步，我们要制作外语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和电视剧下面打上外文字幕，让中国电视真正进入国外主流社会。现在已经是我们的文化走向世界的时候了。我相信，网络电视是十分重要的渠道。
(资料图片未署名者为受访者提供，实习记者唐跃对本文亦有贡献)
